在武汉前线看到的坚守与传承

　　【第九届中国报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主题征文】

在武汉前线看到的坚守与传承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袭来，武汉封城。

　　我渐渐意识到，这可能是我记者生涯中又一件大事。从2007年进入南都以来，我经历过汶川地震，泰国红衫军，2011年的日本海啸和利比亚战争，也采访过非典10周年的人物。从2011年开始，我工作的另一个方向，是娱乐摄影。对我来说，娱乐摄影是突发新闻的良好调剂和平衡。我原本以为，我是一个“老人”，再次有突发新闻的时候，自己应该没那么积极了。

　　可是得知本报第一批随医疗队派遣到前线的记者名额只有一个，而这个名额不是摄影记者的时候，内心还是很焦灼。我向报社表示，愿意赴武汉一线报道。同时，好几个摄影记者也表达了这个意愿。当时的武汉，就是事件的核心，只要我到核心，我看到的，我所传递回来的消息，就会有说服力。没有别的理由，我是一个记录者，不论以什么形式，都应该在现场。

　　所以，2月4日，单位电话响起，问我是否要去武汉，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了。

　　这个情景和2010年我去泰国报道红衫军的经历竟然有点相似：也是一个早晨，电话把我叫醒，我看了下，是部门领导的电话，我就大概猜到了。放下电话后，我着手准备去武汉的事宜。由于多年的出差经验，准备工作不存在什么难度，唯一的难题其实和十年前也类似：如何告诉家人我要出发。

　　可以说，我生长在一个警察之家。爷爷奶奶都在公安系统工作过然后转到地方，外公更是以警察的身份退休，母亲也是一位警察。从我选择职业的初期，母亲对我的期待就是和她一样，成为一名警察。我还清楚记得，在我告诉家里我要当记者的决定之时，母亲是反对的，她觉得这个职业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也会遇到危险。然而我没有忘记，在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滞留了三十万人的时候，接近50岁的母亲，也坚守在火车站的一线。身为警察的母亲和身为记者的儿子都在现场。渐渐地，母亲也开始理解我的工作，态度也慢慢转变为支持，因为她也明白这份工作有它的意义。

　　2010年我告诉母亲我要去泰国拍红衫军的时候，母亲刚动完手术在医院休养，她对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每天守在电视和报纸前留意着泰国的消息，非常担忧。今年2月4日，我答应报社前往武汉后，犹豫着该如何告知，后来我觉得，如实说，是最好的做法。

　　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可以不去吗？”

　　我知道母亲没办法阻止我，但也清晰理解她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无论她有什么外在身份：党员，警察……首先她是一个妈妈，妈妈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远离危险的。但这次是我主动对她承诺：不需要担心，我会跟着医生和护士，好好保护自己，然后安全回来。实际上，安全回到广州，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是我在武汉那么多天里的唯一目标。

　　和家里说完，再通过微信告诉身边最好的朋友们我要去武汉的消息后，我进入余下的准备工作。

　　由于这次是集团几家媒体都派了记者，所以我们不是孤军进入武汉。我接到南方周末的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的记者从北京还有上海出发，但物资在广州，问我能否帮忙带一些东西给他们。我答应了，并且多带了一个箱子帮他们装防护装备。我相信，如果我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也会为我这么做。？

　　在收拾器材的时候我唯一感到纠结的是，是否需要带闪光灯和柔光箱。带这些东西意味着行李会非常笨重，在再三权衡过后我决定用最简易的方式带一套灯光设备：如果所有人都只拍日常报道，同质化会比较严重。我是一个人物摄影师，灯光就是我的武器之一，灯光的介入就能为我的拍摄带来多一些可能性。实际上，拍摄一组肖像的想法当时虽然还很模糊，但已经开始形成。

　　虽然也有多年突发经验，但人物拍摄对我来说更让我感到着迷。在出发之前我就看到了不少前线医务人员分享自己被口罩压出痕迹的脸，感到震撼之余我在想：如果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方式拍一组特写，那就好了。

　　我们第二天就进入了武汉。说实话，到武汉后，我的心里是没有底的：二月初的武汉，正是疫情最胶着的时期，坏消息不断出现，每个人都很紧张。我对自己能否安全完成任务并没有任何把握，也不知道防控措施做到什么程度自己才安全。就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穿着单薄的口罩误打误撞进到了发热门诊，幸好我们都安然无恙。

　　2月6日的当晚，正当我们都准备睡觉的时候，传来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得知李医生还在抢救中，我们几个都从床上跳起来，穿衣服准备赶赴武汉中心医院现场。由于我们都没有防护服，所以要先去广东队所在的汉口医院穿防护服再出发。那个晚上武汉极其的冷，我们一批记者守在中心医院的门外，悲伤的情绪感染着我们。和以往的突发现场不一样，我们没办法用肉眼看到危险，然而疫情期间，坏消息和死亡，却是非常真实而且就在身边。

　　直到首批广东医疗队的院感专家陈祖辉老师在2月7日晚给我们做了第一次防疫培训，我们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2月8日，我来到了广东一队接管的汉口医院，拍摄医护人员元宵节的工作。对我来说，广东队所在的汉口医院，是核心中的核心：医疗条件不好，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最近。我们首批广东医疗队啃的，是一块硬骨头。

　　2月8日我拍摄的任务是中午12点到16点的护士班，我早在10点30分就来到了汉口医院外。我在医院门外呆了将近30分钟，观察情况至于也给自己做思想准备：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隔离病房。

　　多年的突发经验让我对判断现场和人有比较准的直觉，在病区外我一眼就认出了一位广东医疗队的医生，上前表明来意后，他对我说：“来，我带你进去呗！”我很幸运，遇到的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感专家刘大钺。

　　在刘大钺老师的监督下，我穿好防护服，经过两道缓冲区，进到汉口医院的隔离病区：呼吸六病区的范围里。不知道为什么，从踏入病房的一刻起，所有的紧张焦虑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件事：好好拍照，然后保护好自己。后来回想下，这种感觉在泰国拍红衫军的时候也有：越在危险的时候，越要冷静。这种感觉相当的纯粹。

　　交接班的呼吸六病区感觉像是一个战场：D组和E组的护士在逐床交接，告知护理事项；午饭来了，护士要负责分发病人的午饭；呼唤铃不断响起，当日有十多个病人要出院，然后病床会迎来新的病人；护士站里，黑板写着当日各个病床的资料，新接班的护理小组成员互相给对方在防护服上写上名字……隔着防护服，一切操作都很困难，很费体力，更别说认人了，隔着厚厚的1860型N95，大家说话都是喊的。交接班结束，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孔佩文已经累得坐在了缓冲区门前的垃圾桶上喘气。

　　没多久我也感受到了防护服给我身体带来的压力：喘不过气，汗流浃背，护目镜越来越不清晰……我只能硬着头皮拼命调整呼吸，以跟上医护人员们工作的节奏：提早离开病区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选项，一套防护服和口罩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不希望浪费，我要尽可能多呆在里面。

　　医疗队早期的物资的确面临匮乏的状况，这在我头几次穿着装备进入病区就深刻感受到了。2月9日晚我第一次进入方舱医院的时候，医疗队给我的防护服是170的，而我的身高是182。那次真的是有点狼狈，我好不容易进入了方舱医院，可能是媒体记者里面比较早拍到医院里面情况的一个人，但拍摄的时候我的防护服却被我撑破了。幸运的是我马上发现并求助身边最近的医疗队员，最终内蒙古医疗队的护士帮我进行了一次消毒后，护送着我出了隔离区。

　　2月10日晚上我又蹲守了汉口医院的一个夜班，半个小时我就直接高反了：医疗队每天拿到的装备型号都不一样，恰好当晚我们拿到的是最不透气的那款，我完全没办法呼吸。幸好医生把我领到了办公室让我坐着休息，半晌后我终于恢复过来了。当晚我目睹了新冠肺炎病情发展的可怕：当日下午收治的一位病人，在交接班时被重点交代，护士们努力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把他的血氧含量调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然后大家去接新病人。半小时后，仪器报警，珠江医院的护士李萍和冯学锋马上赶到床前，病人就已经去世了。就在五分钟前，新收的病人刚住进病房。一个五分钟，有人看到了生的希望，有人却一下子走了。收拾尸体，清理病床等终末消毒工作也是由护士来完成：新冠期间医院没有护工，医护人员在穿着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承担了病房内的一切工作。每一次短暂的休息时间，所有人都会瘫坐在护士站的椅子上，体力消耗到了极限。

　　在和医疗队员们数次病区里面一起工作的经历，更让我对穿着防护服工作的感受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拍摄一组照片的想法渐渐清晰：我要用自己最擅长的人物肖像形式，给他们拍一组刚摘下口罩时细节丰富的脸的照片。我想通过这种形式，向外界传递，我们的医务人员在经历着什么。

　　2月11日晚我正式搬进了广东第一批医疗队所驻扎的，离汉口医院十分钟路程的快捷酒店。进入酒店的一刹那，看到医护人员们井井有条，分区明确的房间，我最初心里的顾虑就全部打消了：我想我能够安全回家了。

　　事不宜迟，在当晚我就拿着设备来到汉口医院，在缓冲区外等待着换班出来的人。凌晨12点，护理D组被替换出来，我遇到了我照片的第一个主角：广东省人民医院护士吴掌明。吴掌明是湖北人，在大年三十晚，和另外100多位首批广东医疗队队员一起，奔赴前线，保卫自己的家乡。

　　由于之前我们已经在隔离病房里有共同工作的经历，听到我的拍摄请求，吴掌明爽快地答应了，并充当了我的“试光模特”。可以说，后面所有照片的参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定下来的。我不希望医护人员长时间暴露在没有口罩保护的环境下，所有照片都尽可能在一分钟内拍完。

　　我回到酒店就立刻处理照片，也趁机仔细看了每一个人的脸：当时处于疫情最胶着的时候，这些被口罩压出伤痕累累的脸上，虽然疲劳却没有彷徨，没有害怕，只有平静，乐观，自信。虽然条件有限，在技术上我觉得可以更好一些，但情感上我觉得，实在是太震撼了。到现在我回看这些照片，依旧觉得很激动。

　　来武汉的时候，由于行李空间不够，我只带来一个手持的灯架，刚开始拍摄肖像的时候，我都请旁边的医护人员帮忙拿灯。我很快就发现，每个人拿灯的效果都不一致，于是我咬咬牙，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着闪光灯，完成拍摄。这个拍摄方式持续到了下一批来武汉支援的摄影记者给我带来一个三角灯架才算是告一段落。

　　报社编辑胡群芳老师，从我登上武汉的火车就开始和我沟通，当我把拍摄肖像的设想告诉她的时候，她非常感兴趣。第一批发回去的照片，全部是护士，胡老师提醒我，一定要拍到有医生的照片。为了尽快发出报道，2月13日的凌晨我又守在了隔离区外，拍摄到三位医生：中大附一的司向，中大附一的易慧，还有南方医院的肖冠华医生。回去的路上我和三个医生进行了采访，连同之前采访拍摄完的护士，十多个人的图片文字，发到了后方。

　　我没想到的是，图文做成的海报，2月13日晚上就开始刷屏。这一定要归功于后方所有同事的努力。后来几个美编和我说，由于影响力很大，各地都希望给医护人员亮灯，编辑们往往忙到了半夜。我为此感到既高兴又愧疚，高兴的是我的照片让各地的医护人员都得到了关注，愧疚的是在这些照片的背后，不眠不休工作的同事们，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个医护人员看到自己的照片反应都不一样。女性医护第一反应都是，哇好丑啊！珠江医院的刘芳护长，在我面前哭了，她不希望家人看到她这个憔悴的样子。有的男医生则觉得，虽然有伤，却是他们最帅的时刻。不过所有人都认同，这张照片记录下他们这个时期最真实的样子，以后不会再有了。照片很真实，真实即是力量。

　　真实的力量是强大的。照片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广东省21个城市同时为援鄂的医护人员亮灯。中宣部希望能够发扬光大，把拍摄扩展到全国的援鄂医护人员身上。我们南方报业承担了拍摄整个广东医疗队的工作。很多读者说，他们终于知道医护人员在前线的付出有多大。而我则希望，大家不要只在疫情的时候想起他们，平时他们也在默默付出，面对生死。用医护人员的话来说：“我们只是把平日的工作搬来了武汉而已。”为医护人员们争取到关注，或者是帮他们达成一些小小的心愿，我感到非常开心。一家饮料公司，听说有医生下班后最想喝饮料，即刻给医疗队送来；也有护肤品牌，和报社联名，给队里送来修复皮肤压痕的产品。在箱子上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们相信，医学与爱，终将战无不胜。

　　能为这些人做一些事情，哪怕只有一点，我觉得我来武汉也值了。

　　在援鄂的医护人员里，不乏03年打过非典战役的老兵，更有90后95后的年轻人。我们曾经觉得不懂事的90后95后，突然成长了起来。我不由得想起了08年，50后的母亲，和80后的我，两代人，一起出现在火车站现场，这也许就是传承。

　　作者简介：

　　钟锐钧，2007年进入南方都市报担任摄影记者至今。采访过08年雪灾，汶川地震，泰国红衫军，日本311地震，利比亚战争，非典十周年等。同时也是一位娱乐摄影师，对人物拍摄有浓厚兴趣。2020年2月5日至4月26日，被派往武汉并坚守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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