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巴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正被轻轻揭开另一角。

　　众多专家普遍认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新发现，将更加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为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提供实物资料；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重要实物例证。

　　有助于解决长期未解的学术问题

　　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据测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至距今3200年，即夏商时期。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也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30余年前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有哪些异同？

　　▲ 文物考古专家在发掘舱现场查看3号坑 薛 帅 摄

　　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指出，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型，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较多，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型，既反映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其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陈显丹说。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是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的很重要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和性质问题。“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人们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同属中华文明母体

　　▲ 青铜大立人

　　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馆，观众可以欣赏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3.96米的青铜神树，还有经过时间长河淘洗后愈发熠熠生辉的金杖、金面具等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等。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里的神秘“宝贝”，未来也将陆续“入列”。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局部 李贺 摄

　　“这次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原文明的印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举例说，尊、罍肩部的扁体小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出现，而中原文明尊、罍的兽头是趴在肩上，三星堆的是挂在肩上，这反映出铸造技术的不同。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放大版”云雷纹，以及跪坐人像上的尊，都体现了中原文明与长江文明在巴蜀古国的交融。

　　“这次发掘工作刚刚开始，就已经有这么多新的发现，令人欣喜。”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告诉记者，这次发掘到不少前所未见的新器物、新器型，其中有些在原有种类基础上型体更大、内涵信息更丰富，这些新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古蜀文明，认识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虽然各地、各古老文明都有青铜时代，但是我们的青铜文明独树一帜。可以说，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制作技术和手工体系，同时又很有自己的特色。”

　　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

　　我们从哪里来？祖先是谁？我们的文明如何发展至今？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单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为世人呈现了中华大地上如满天星斗般的璀璨文明。提出“满天星斗论”的知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指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时期已进入“古城、古国、古文明”阶段，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的考古新发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同时，有助于加深对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宋新潮认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1986年以来，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陕西、云南、甘肃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体系的构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将中华文明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了起来”。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格局，这已成为业界专家普遍达成的共识。也正如王巍所形容的那样：“古蜀文明是中国商代青铜文明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这就像一个花园中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共同构成了青铜时代的中华文明。”（薛帅）

2021年3月24日《中国文化报》第1版刊发特别报道

《三星堆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转自：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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