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作为中国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和中国学者一起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彩陶等史前遗存并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被认为是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之始。100年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考古经过几代人的接续探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随着发掘遗址数量不断上升，新材料也不断涌现；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得到深入揭示，中国史前史得以重建；以都城和陵墓为核心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成果串起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进程；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得到了考古实证；国际交流合作空前繁荣，学术话语权显著增强。
1. 文明蓝图不断绘就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展开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源头问题的探索，百年来，一代代中国考古人赓续前贤、继往开来地进行着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发掘研究工作，从史前考古到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在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有外国学者因仰韶遗址彩陶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100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从仰韶文化的“西来说”到确定中国文化来源于本土的“中原中心论”，再到“多元一体论”，这个过程让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越来越清晰。“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中国几个主要地区都有自己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史前文化，这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论’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史料支撑。”陈星灿说。
▲ 三星堆古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刘海红 摄
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表示，四川三星堆和云南滇文化的发现让异于其他文化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两个文化相当特殊，相关遗址出土了很多不曾出现过的青铜文物。以滇文化为例，结合文献记载，证实它的鼎盛期是汉王朝册封的一个王国，也展现了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发展过程，为我们认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样本。”他说。
▲ 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西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大树认为，与史前考古更多关注文明起源等不同，历史时期考古主要集中在对都城、墓葬、手工业和其他细分领域的研究中。“以都城考古为例，从最早的汉长安城、洛阳城、邺城到元大都，再到明清北京城，中国考古人都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构建了中国城市发展脉络。”他说，研究不同时期都城的形态特征、整体结构等，可以发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的变迁。对墓葬的系统发掘研究也从其规模、形制、出土文物、风水堪舆等方面，揭示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等级关系变化等。“手工业的考古研究包括陶瓷、矿冶等，其中以陶瓷考古最为典型，从对窑址形制和器物的研究中，可以明晰商业体系、生产传统、交通运输、销售合作、国际交流等。”秦大树说，100年来，中国考古人对历史时期城市、墓葬、手工业等不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能连接起历代中国文明发展的进程，帮人们建立起更完善、正确的历史知识体系。
过去100年，在中国考古人前仆后继的努力下，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一道绘就了更准确的文化蓝图，证明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具有多区域文明共同发展的传统，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2. 机构队伍持续壮大
上世纪初，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后，中国学者纷纷走向田野，寻找新资料，开启了以考古学探索中国历史的历程。“从1921年开始，中国考古学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上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至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陈星灿介绍，上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考古的初创期。这个时期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队伍规模很小、研究机构只有两三个、学科建设不成体系、从业人员也不多。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包括夏鼐在内的一批学者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步入加速发展期。机构扩大，文化部下设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各地也陆续设立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率先设立考古专业，开始培养考古专业人才。同年，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至1955年，共举办4期，培训学员340多人，改善了考古人才短缺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驶入快车道。1987年6月20日，国务院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独立行使职权，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国家、省、市三级考古机构；人才培养得到进一步加强，高校相继设立考古系或考古专业，考古专业人才数量稳步增长。
虽然考古机构设置、人才培养机制逐渐成熟，但从考古学科建设反观社会关注度，秦大树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普通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还是相当欠缺的。秦大树回忆：“1987年，我第一次在河北磁州窑参加发掘工作。我们考古队在周边商店买东西需要开发票，告诉老板抬头写‘考古队’，他们写上‘烤骨队’。这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考古学认识不足，也缺乏兴趣。”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对考古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不断增多，考古学不再“冷门”，被越来越多普通大众所熟知，考古成果通过展览展示、文创甚至是直播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学科体系建设也得到了极大提升。“目前，我国考古学体系内已经有40多个分支专业，每年输出训练有素的毕业生上千人，省市级考古研究所的骨干人才都至少要求本科以上学历，这些人才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新生力量。”秦大树说。
3. 中国风格日渐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
100年来，中国考古人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方法，形成包括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在内的考古方法。中国考古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迅速增加，国际合作空前繁荣。“中国考古学已经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课题都无法脱离中国的资料，也可以说，任何世界古代通史的撰写均不能无视古代中国的存在。”陈星灿说。
对此，秦大树深有体会，他介绍，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编撰新版非洲历史著作时，首次邀请中国考古学者执笔撰写东非关于斯瓦希里的一章，中国考古学者的成果将作为权威资料出现在非洲历史读本中，展现了世界对中国考古学者工作的认可。
随着考古工作者逐渐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考古工作者合作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中国考古的研究方法、成果日渐得到认可，进一步增强了学术话语权。秦大树介绍，北京大学考古队2010年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合作，对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发掘时，肯尼亚学者一直执行源于19世纪英国的传统水平层发掘方法，而经过前期调研，中国考古学者认为待发掘遗址更适合基于自然层的科学挖掘方法。秦大树回忆：“我们‘吵’了整整一个晚上，最终肯尼亚学者认可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发掘成果也证明了这种方法对断代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陈星灿介绍，近10年来，考古领域的中外交流合作空前繁荣，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考古‘走出去’还处在初级阶段，对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从各个方面下功夫，例如中国的考古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很少看到世界历史的研究著作引用中国的成果，这说明中国考古研究者还需要冲破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阻碍，将重要成果发表在世界权威刊物上，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研究。”他说。
陈星灿：百年接续探索中华文明源头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记载：“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于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探源工作，我参与了自2002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一个集中了来自考古、植物、动物、环境、冶金等领域的数十家科研单位的近400名研究人员的国家级考古研究项目，目的是要通过对涉及文明起源的核心遗址进行田野考古，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将实验室延伸至田野，复原不同时期先民的生活情景，揭开早期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成果认为，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起源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各地方社会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最终融汇凝聚成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这个结论不单单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也是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续深入研究的结果。以石峁遗址为例，它的发现填补了陕北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文明起源的空白，我们原来对那个地区的了解很少，认为那个地区荒蛮一片，到商、周时期才出现了文明。现在知道，比商、周早1000多年前，河套地区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总的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种大型研究课题也是在总结更早时期的研究成果，共同推进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认识和深入了解。因此，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方面，过去100年所做的工作是当下正在做的工作，也将成为未来不断深化的研究课题。
当然，在当今文明交流的大格局中，也要推动中国考古“走出去”，向世界讲好文明起源的中国故事，使中国从考古资源的大国变为考古研究的大国和强国，同时也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考古人的力量。
秦大树：揭示“一带一路”文化内涵
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大陆，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荟萃人类几种主要文化系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人类文明的运河。丝绸之路上的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沟通的历史轨迹。推进“一带一路”联合考古项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新亮点，不仅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现历史上东西方商贸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与交流，而且可以增进人们对世界不同文明的了解和尊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文支撑。
2009年，我参与了作为中国首个政府资助的海外系统性田野考古工程、商务部文化援外项目“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到肯尼亚与当地考古工作者一道，花了3年多的时间对肯尼亚马林迪老城、蒙巴萨市耶稣堡、拉穆群岛、帕泰岛及曼达岛等多处遗址展开了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瓷器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商贸品，是见证沿线各国贸易发展历史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不但厘清了中国陶瓷外销的一些重要问题，更有意义的是中国考古学者参与到东非地区本土文明发展的研究中，加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互动。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一座座遗址、一艘艘沉船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者正在日益系统地揭示出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以及中国贸易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丰富内涵。
我们的研究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阶段性的。以瓷器为例，我们把在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全部整理出来，进行断代、窑口等研究，发现9世纪至10世纪是海上贸易的第一个高峰，此时外销瓷器数量巨大，销售范围最远已经到达东非，至少到达了坦桑尼亚。元至明宣德是第二个高峰，这时期的瓷器基本来自于龙泉官窑。到了明弘治后的第三个高峰，出土瓷器中出现了很多定制风格的景德镇青花瓷，这揭示了当时世界贸易的繁荣与稳定。第四个高峰期是从明万历到清康熙时期，这与中国景德镇官窑陶瓷的繁盛紧密相连。同时，北京大学在越南古都顺化窑址的考古调查也初步证实了明弘治、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工匠可能已经作为援外专家直接参与到越南当地的陶瓷生产中。
近些年来中国考古“走出去”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要看到“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目前，国内很多考古机构都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等海外考古项目中，这进一步拓展了中国考古人的国际视野，但同时也存在课题意识不足、缺乏系统性、局限于研究中外关系等问题。在今后的考古“走出去”工作中，我们应该带着这些问题，加强与世界考古的交流学习。
孙华：考古工作者要具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随着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考古遗址、成果等作为遗产的一部分以活起来的方式被社会广泛关注，包括一些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和对外展示、层出不穷的博物馆文创和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那么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
从学科角度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化遗产的主要目的是把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保护下来、传承下去。考古学属于历史学分支，主要目的是通过物质材料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便于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
但从研究对象来说，二者是有非常大关联的。
首先，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遗产。这就要求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和观念，做到在开始发掘之前就完成系统保护方案，因为只有把作为遗产的物质材料保护好，才能进行下一步研究，不能为了获取研究材料而对遗址、遗迹进行破坏性发掘。
其次，考古工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料支撑。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遗址如不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公众就会忽略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甚至可能都不会知道那是一个遗址。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在考古工作人员介入之前，人们并不知道那片区域是一个历史都城遗址，准备在上面建设首阳山电厂。而就在2021年1月，最新考古证实，偃师商城遗址拥有迄今发现商代最早、最完备的城市水系。因此，只有在做好考古研究后，才能还原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阐释其价值意义，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基础资料支撑。
最后，历史遗存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考古研究成果需要惠及社会和大众，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做好对遗址、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等的宣传和展览展示工作。在考古学范畴内有专门的公众考古学和公共考古学，其专业范畴就是培养考古工作者的公众思维，不管研究对象是可移动文物还是不可移动文物，都要在研究过程中和研究结束后，向公众做好宣传和教育普及工作，这是考古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工作中，近些年有了非常大的突破。首先，公众已经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考古工作中，比如现场参观、直播互动。
另外，媒体的积极参与，为公众了解考古最新发展提供了便利，一些媒体平台将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话题进行广泛传播，帮助公众选取关心的部分进行了解，建立更系统的历史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发展让考古资料更加准确、翔实，为包括遗址、遗迹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刘海红）
2021年3月23日《中国文化报》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百年接续深耕 继往开来求索——纪念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走过一百周年》
转自：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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