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紧跟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建设的步伐，从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迈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在服务我国外交大局、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023.8亿美元，为2005年的5.5倍；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84.8亿美元，占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8.1%。2018年，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前五大市场，合计占59.6%；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为162.8亿美元，而2008年仅为55.4亿美元。2018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为16.9亿美元，分别为2008年和2012年的84.5倍和8.5倍，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3%，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
这就说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正在加速，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快速增长，我国对外文化投资有序推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伙伴呈现多元化格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不断提升。
新中国的“文化外交”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覆盖面非常小，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如此，对外交流也离不开文化。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该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包括了文化、教育、体育、宗教、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
这样的特殊定位，首先体现在政府机构和职能的设置上。1949年10月，政务院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在6年里吸引和争取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2000多名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从此，争取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成为我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的重要内容。
1952年7月，国际奥委会邀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芬兰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接到邀请时奥运会已经开幕在即，当时有人担心临时组队参赛成绩不会好，而且未必能赶上比赛，主张不去。但新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更多地把这看成是进行文化外交的良机。他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要通过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形象。”
1953年10月，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完成。周恩来总理在看完试片后与创作人员交谈时说：“谢谢你们，你们让我出风头了。我可以第一次用自己的彩色片招待各个国家的使节。我要把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带到国外去参加将要召开的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问题、台湾问题、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与美国等反华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被国际社会批评为“好斗的公鸡”“战争贩子”“红色威胁”“革命输出”“称霸亚洲”等邪恶势力的代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遭到扭曲和破坏。
这一情势在1954年开始扭转。在这次“完全按照周恩来的设计进行”的会议中，周恩来对代表团成员说：“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期间，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中国代表团招待客人的固定节目。当观众看完这部中国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无不对产生如此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的中国油然而生好感。卓别林看完电影后说:“就是需要有这种电影！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电影。”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通过代表团驻地的布置吸引外国客人。当时凡是到过花山别墅的外国客人，无不为别墅里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所吸引：会客厅里，装饰着专门从国内带去的齐白石、徐悲鸿字画，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国宝级文物等一些具有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的艺术品，使西方国家了解到一个儒雅的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新中国，是文化外交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部分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国际会议，新中国应邀参加。在此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不仅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思想，而且在宗教问题上为中国代表团赢得谅解和尊重。参加万隆会议的各国代表们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国家，也是孔子的国家”。
1959年3月，周恩来总理请程派弟子到家中座谈时说:“全国六亿人，只有六个人会程派戏，要抢救程派艺术。”随后成立了北京市青年京剧团，成为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
1961年1月，周恩来率团访问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缅甸时，除政府、军事、边境代表团外，还带去了文化、电影、佛教代表团。访缅期间，放映了《欢迎你，缅甸胞波》，观众反应强烈。在回国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
在周恩来总理的“文化外交”经典案例中，最著名的是中美“乒乓外交”：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巧妙安排下，先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接着促成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总统尼克松访华，最终促成中美正式建交，被国际媒体誉为“乒乓外交”。
需要指出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文化外交”理念中，文化与政治是有清晰界限的。比如，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的成功，应归于周恩来的“文化外交”中的“去意识形态化”，所以连《大闹天宫》这样的节目也不能上；1961年6月，周恩来在著名的新侨会议上提出：“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1972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后，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别是在197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降到了最低点。为了使世界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安排下，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来华拍摄纪录影片《愚公移山》，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周恩来总理希望通过这两位“左翼”导演的镜头，将真实的中国形象传递给国际社会。
在周恩来总理的“文化外交”理念指导下，新中国初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丰富多彩，成果显著。也正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文化外交”理念，推动世界各国逐步了解新中国，并与我国陆续建立了外交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仅仅纯粹的戏曲艺术，从新中国成立至1991年，我国共派出各种纯戏曲艺术团体179起，占同期整个出访艺术团的19.6%。
“走出去”战略推动大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日趋多样。
1996年12月，全国对外文化工作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对外文化工作的原则，即“把握方向，服从大局，以我为主，择精取优，扩大影响，促进友谊”。文化交流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1997年10月，中国在俄罗斯成功举办了“中国文化节”，13个团、组共145人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文化展示活动。
此后，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加强，参与多边国际文化活动更加主动，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自2003年开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开展，揭开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篇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影视、文艺院团等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文化市场的活力被大大释放，一批拥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展开了“请进来”和“走出去”文化活动。
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基本形成了政府与民间并举，引进与输出并重，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化交流、国际文化贸易从无到有，不断扩大；一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和展览走出国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亚洲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已成为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青年是未来，青年是希望，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中外青年的互动交流。2009年以来，中国举办了7届“中国·新疆国际青少年艺术节”，邀请中亚四国及俄罗斯、蒙古国、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泰国、韩国、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及国内共119个文艺团体的2330余名青少年来新疆演出交流。2017年，教育部邀请哈萨克斯坦138名中学生来华参加夏令营，访问了中国城市。
2014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颁布，加大了在资金、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自此，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得到不断扩大，贸易结构得到优化，文化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在演艺、出版、影视等领域收获了丰硕成果。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这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步伐加快，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快速增长，我国对外文化投资有序推进。
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立中俄、中美、中法、中英、中欧盟、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八大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孔子学院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已在全球149个国家（地区）建立530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现有中外专兼职教师4.62万人，累计培养各类学员900多万人。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023.8亿美元，为2005年的5.5倍，比2012年增长15.4%，2013-2018年年均增长2.4%。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84.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3.2%，占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8.1%，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二是文化贸易伙伴呈现多元化格局。2018年，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前五大市场，合计占59.6%。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为162.8亿美元，而2008年仅为55.4亿美元。2018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为16.9亿美元，分别为2008年和2012年的84.5倍和8.5倍，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3%，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与150多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700余个。
“一带一路”成为最大亮点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围绕这一主题举办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异彩纷呈，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6年，《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印发；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发布，强调将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2017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设计出了路线图。
文化与旅游部着力建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夯实互联互通基础，建立健全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联盟。开展“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征集活动，培育了一批重点文化企业和文化项目，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继《动漫游戏产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动计划》之后，又印发了《2018年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名单》，进一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和文化贸易发展。
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教育部2016年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行动设计了“四个推进计划”，一是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二是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促进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三是实施“丝绸之路”师资培训推进计划，加强先进教育经验交流，提升区域教育质量；四是实施“丝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推进沿线国家间的研修访学活动。目前上述推进计划正在稳步实施。
据教育部数据，2017年共有48.9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学习，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10%以上，其中学历生24.15万人，占总数的49.38％，同比增幅15.0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增幅达11.58%，高于各国平均增速。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力不断提升，引领来华留学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2017年共有来自180个国家的5.86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其中学历生5.16万人，占奖学金生总数的88.02%，硕博研究生合计4.08万人，占奖学金生总数的69.57%，比2016年增加了20.06%。
据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自2015年起连续3年以“美丽中国-丝绸之路旅游年”为主题进行系列宣传推广，成功打造“欢乐春节”“丝路之旅”“青年汉学研修计划”“中华文化讲堂”“千年运河”“天路之旅”“阿拉伯艺术节”等近30个中国国际文化和旅游品牌。其中仅“欢乐春节”2017年就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座城市举办了2000多项文化活动。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大力推进文化交流品牌建设，举办中国-中东欧、中国-东盟、中国-欧盟等十余个文化年、旅游年。另外，还举办了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综合性文化节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丝路名人中国行”活动等品牌影响力凸显，深受相关国家媒体和受众好评。
上述数据无不说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一大亮点。相信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向深层次、全方位发展，为推动世界文明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记者 杜文科 通讯员 何妤珺）
转自：中国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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