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作为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以及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邓中夏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典范。他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不断走向高潮。他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做出了巨大贡献，先后当选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以及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9月21日，39岁的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邓中夏的光辉革命生涯对于我们理解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1．“理论问题找刘仁静，实际问题找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1917年他从湖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李大钊的启发教育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当年的革命青年中有一种“理论问题找刘仁静，实际问题找邓中夏”之说。邓中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果“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做实际运动，结果还是空谈”。1920年年初，邓中夏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人力车夫开会，要求车行老板减车租，改善生活待遇。不料，警察冲进会场，把工人打散，把洋车砸烂。工人反过来要求邓中夏赔偿，邓中夏拿出自己所有的钱分给工人，还远远不够。这次事件让邓中夏明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是近代企业里的产业工人。于是，他走出北京城，决定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4月，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部分成员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12月19日，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张国焘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邓中夏说：“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5月1日，邓中夏等专程赶到长辛店，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作了演讲，并宣布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1922年4月9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名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8月22日，邓中夏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名义，向京汉铁路局“呈文”，提出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参加工厂管理事务等八项要求，遭到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的拒绝。24日，在邓中夏领导下，长辛店车辆工厂三千多名工人开始罢工，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2月，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基础，邓中夏发起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遭到北洋军阀破坏，引发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邓中夏在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工运史著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

　　“二七”惨案后，邓中夏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再次推动我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潮。1925年2月，邓中夏和李立三领导了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余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5月，他出席并主持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和宣传部长。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与苏兆征、杨殷等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有25万多工人参加，历时 16个多月，取得重大胜利。邓中夏指出：“这是一个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邓中夏和苏兆征被当时的工人称颂为省港罢工中的“两盏明灯”。

　　2．“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

　　1921年5月29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来自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来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要求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2名党员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准备好相关的文件和报告。6月1日（或2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邓中夏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和相关事宜。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大会推举李大钊和邓中夏为代表出席。但是，李大钊正领导北京教师的讨薪运动，无法出席。邓中夏年初接受了7月1日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以及会后参加重庆夏令讲学会的邀请，也无法推脱。当时张国焘已在上海。于是会议决定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据刘仁静后来回忆：“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为了做好出席中共一大的准备工作，邓中夏与刘仁静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能仁寂照殿院内，租了一间厢房住下来，完成了北京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全部文件。6月28日，邓中夏和刘仁静、黄日葵一起乘火车南下。刘仁静和黄日葵在南京下车，前往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的会场，邓中夏则前往上海，来到一大会场。6月28日至7月1日，邓中夏和已到会的一大代表，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及有关事项，并讨论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召开方式和提案。7月1日晚上，邓中夏从上海赶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4日，大会刚一结束，他又返回了上海，来到一大代表的居所住了下来，认真听取每个代表的意见，并参与了一大文件的制定。

　　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后来回忆：“我们住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里住了几天，靠西的一间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同志是住在靠西的一间。”邓中夏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我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吸收了邓中夏在长辛店创建劳动补习学校和长辛店工会的经验：“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之后，邓中夏还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3．“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1932年秋，党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华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党中央设法营救，还请史良等著名律师帮助辩护，加上法租界当时并没有弄清他的身份，所以只判了50天监禁。但一同被捕的林素琴叛变出卖，供出了邓中夏的身份。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亲自派人以现洋1万元买通法租界官史，将他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并立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入狱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对他进行劝降。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考验。监狱地下党支部通过难友询问他的打算。他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在临终遗言中，邓中夏说：“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作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1933年9月21日黎明，当一辆囚车开到看守所的院子里，军警嚎叫“邓中夏出来”时，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然后向牢门走去。一个军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转身看了看宪兵，对他们说：“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邓中夏临刑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雨花台下，邓中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出了年仅 39 岁的生命。2009年，邓中夏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作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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