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蜀慧谈《南齐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后陆续推出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及《魏书》；修订本《南齐书》也终于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景蜀慧女士1991年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她师从著名文史专家缪钺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学，并得到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教授指导。作为《南齐书》修订组负责人，景教授在此次采访中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深入的介绍。
      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籍相比，《南齐书》的“存在感”似乎低了些，名气比不上“前四史”，篇幅也不及《元史》《明史》等。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南齐书》？
      景蜀慧：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南齐首尾仅二十四年，是时间最短的一个王朝，《南齐书》就记载这二十四年的历史。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一般人对《南齐书》的重视程度不是太够。从修撰的角度，宋人对此书的批评较多，北宋曾巩校《南齐书》，在《南齐书目录序》里有一段评语评价萧子显，认为萧的史才和史识都欠佳。曾巩的话对宋人很有影响，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萧子显“文比七史最下”。又因为萧子显是前朝帝王子孙修前朝史，后人对它作为史书的客观公正性也有怀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南齐书》尽管有批评，但肯定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说其书撰写“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是比较公允的评价。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南齐书》的史法也比较称赞，认为萧子显善于寓褒贬之意于史实之中，对史中人物“不著一议，而人品自现，亦良史也”。后来的学者从史学角度也都对《南齐书》持肯定态度，我的老师缪钺先生为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籍》课程，对这本书也是推重的。
      前人的这些评价当然对我们了解《南齐书》很重要，而我们在修订的过程中，也通过较细致的梳理，对这本书的价值有一些新的认识。总体上我觉得《南齐书》非常重要，不以它仅记二十余年历史而影响它的价值。从作者身份、书的内容、代表的观念、文风等各个方面来看，《南齐书》都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能否请您具体地谈谈，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新的认识？
      景蜀慧：首先，从作者身份来看，如前人所言，《南齐书》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这部史籍的一大特点。二十四史中，许多部正史都是后人根据前人留下的旧籍文献编撰而成的，但《南齐书》不然，对萧子显而言，他记载的许多就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萧子显的祖父是齐高帝萧道成，父亲是高帝次子、当时特别显赫的豫章文献王萧嶷。萧嶷有子十六人，萧子显因自幼聪慧而特得父亲喜爱。萧嶷死时子显五六岁，而齐亡的时候萧子显已经十几岁了。他对萧齐史事的了解掌握，可能来自家族亲友的叙述，也可能来自他亲眼所见，同时他也有较多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图书档案，因此对萧齐一代各种制度、礼仪、职官和朝廷行政人事的若干内情有较多了解。
      这样的条件，一方面固然使《南齐书》所记史事较为可信，史料价值比较高，但另一方面，书中的许多写法如对萧道成尽量隐恶扬善，对豫章王嶷也在高帝诸王之外另立长传，极力褒扬，而对杀尽高武子孙的萧鸾和其子东昏侯等则不吝笔墨，直书其恶等等，也难免引发质疑。后人据此批评其修史掺杂个人家国感情恩怨，或有失史家之客观公正。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写法或许也并非毫无是处。比如萧子显为父亲萧嶷作长传，美言多多，赵翼说他“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馀字”。其实，深入该卷内容可以看出，萧子显其实并不是一味虚美，而是有不少实在的材料。传中所记史事具体材料来源，不排除有出自家藏者，包括一些萧嶷与高帝、武帝父子兄弟间的书启往还，除了反映帝室宗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也大量涉及宋齐易代之际，以及齐高、武之世的朝廷服饰仪仗、官场俸禄、政风、吏治等丰富细节，绝非对萧嶷一人的“褒美颂善”所能概括。又比如，有人认为子显把东昏侯的昏暴劣迹写得特别多，实际上我觉得他只是没有刻意掩盖修饰而已。
      萧子显撰写《南齐书》经过奏请，撰成后是要奏上朝廷，给梁武帝看的，因此他写作中确有不便言说或需要小心避讳的地方。但在古代，虽然无法做到直书无隐，一些秉承良史传统的史家仍会在其历史书写中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隐秘史事的蛛丝马迹，用“春秋笔法”曲折揭示历史真相。细读之，《南齐书》中这类痕迹是存在的，一些表述也是不无微意的。比如对宋齐、齐梁易代之际、齐明废立之际等历史敏感时期某些史事的记述，颇存委曲；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褚渊、王晏、萧谌萧坦之等，都是实录其言行而不加任何褒贬，但其背恩负义之行昭然若见，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史文中体会到隐微的讥刺之意。
      那么，《南齐书》的内容方面，哪些值得我们重视呢？
      景蜀慧：《南齐书》保存了许多独到的史料。赵翼曾说“《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连篇累牍，不减一字”。确实《南齐书》各卷都大量载录当时的诏书符檄奏疏及书启等文字，和后世史书如《南史》《通鉴》不同，往往未作节录，里面保留的信息量很大，广泛涉及当时的观念、文化、政治、经济、田租赋役、刑狱、选举、吏治、行政运作、朝廷关于民生的政策，统治集团内部对国事朝政各项制度的讨论等等。这些材料，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没有经过后人改写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还保留了许多当时的习语、口语，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深入研治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价值不可低估。而我认为现在的南朝史研究中，对这些材料用得还很不够。
      您能具体举些例子吗？
      景蜀慧：以《南齐书》中的志为例：南朝五史中，只有《宋书》和《南齐书》有志。《南齐书》共有八志，一些通常认为比较重要的制度内容，比如食货、刑律等，也许是材料匮乏，没有立志。所立诸志，大多內容较简，但也具一定特色。《礼志》《乐志》据实而书，首尾条贯；《州郡志》和宋志相比，较简陋，州郡沿革多有脱漏，且不载户口数，但仍可以算是一篇自成体系可用于研究考证的文献材料。《百官志》记载以简明著称，《宋书》的《百官志》分上下两卷，所记官制内容接续《续汉志》，有关的职官设置追溯到曹魏时期，包含了几个朝代的职官制度变化，真正写刘宋一朝的内容反而并不太多。而《南齐书》只记南齐一代，从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中理出一篇头绪较为清楚，内容颇详备的官志，史学界评价一直是比较高的。
      《宋书》舆服的内容包含在《礼志》之中，《南齐书》与之不同，在《礼志》之外单独设了《舆服志》。里面有关车服的很多内容很独到，比如关于玉辂、辇车等，描述详尽细致，许多细节为前后朝代舆服志中所无，值得重视。涉及车舆装饰的许多文字我们现在读起来仍觉得有难度，因为有一些名物词汇在文献中几乎无从查考，不知道所指为何，只能期待未来的考古发现，或许能从新出土的文物中找到能够对应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南齐书》的天文记载详实清晰，对天文史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天文志》中的记载 “起建元讫于隆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齐高武时期的天象记录，且只记天象不加星占，极具特色。古代观念中，天象和人事是相关的，日月五星的运行变化和王朝政治盛衰军事成败有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各史《天文志》或《天象志》在记录天文现象后，一般都会加上星占的内容，说明该天象与某人事有何关联，或兆示将要发生的某事等等，同时期的《宋书》《魏书》也都有这些内容。但《南齐书·天文志》的记载非常独特，所记“三辰七曜之变”基本上不加任何占语，就是非常纯粹干净的天象记录。
       我们利用谷歌开发的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与《南齐书·天文志》记录的日月五星运行变化进行比对，绝大多数都可以对应，由此可以判断《天文志》中的记载准确度是比较高的。由于南齐建元元年到隆昌元年与北魏太和三年到十八年有十五年时间重合，我们也比对了《魏书·天象志》同时期的记载，发现各有同异。一些差异很微妙，有时干支仅相差一天或者半天，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南北双方的记录标准不同，观测方位角度也不一样所致。和谷歌模拟星空软件核对以后，发现《南齐书》和《魏书》的记录各有对错，总体上说《南齐书》要更为准确一些。以往认为《魏书·天象志》的天文记载或多抄自《南齐书》，但实际上看来情况并不如是，其中所显示的历史信息，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八志中有一些志是历来评价比较低的，比如《祥瑞志》。和宋书的《符瑞志》一样，《祥瑞志》受到后人较多的批评，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祥瑞多载图谶”；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其“附会纬书”，荒诞不经，是史家为了迎合流俗，讨好笃信图谶的最高统治者而撰。但这只是后人的看法，《祥瑞志》中各种貌似不经的记载，涉及南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当时的重要应该是不亚于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诸志的。
      南朝时期，寒人皇帝凭借武力，自行废立，用所谓“外禅”的方式建立新朝。其执政合法性的薄弱，使得他们必須要利用江南的民间信仰传说以及新传入的佛教等宗教来制造祥瑞，建立自己是受上天庇佑的统治者的形象。这些內容载入史志，显示了当时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因为在东晋以前，政权禅代可以靠统治者阀阅门第，加上尧舜故事五德终始这些观念的东西来建构合法性；而到了南朝，如赵翼所言，“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缺乏政治资源、纯靠武力起家的执政者要表现天命所在，只能利用民间的一些文化传统，对一些民间视为祯祥的自然现象加以渲染附会，所以《祥瑞志》不惜琐碎，记录了大量自然异象，作为齐高帝萧道成受命于天的祥瑞依据。除高帝外，还有很多瑞象是应于齐武帝的，由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并进一步表明上天对齐所受天命的确认。到永元末出现的祥瑞，就是属于萧衍的了。从这些材料中去认识分析当时政治、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心理的诸多情况，是非常有趣的。
      说到当时的政治、社会、民间信仰、文化心理，《南齐书》应该最能直接地体现这些方面的情况了吧？毕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
      景蜀慧：萧子显的史法背后体现了一些当时的观念，这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举个例子，沈约撰《宋书》，并未立文学传或文苑传，但他在《谢灵运传》里作了一篇很长的论，其地位相当于他心目中的文学传论。《南齐书》则专门设有一篇《文学传》，所以在正史里出现《文学传》是从《南齐书》开始的。之前有不少学者据此指出，这时已经出现了今天意义上“文学”的观念，也注意到它背后代表的学术转换的一些线索。但我们修订时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文学传”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传”吗？
      《南齐书·文学传》里的人物，有一些是以词章著名的，像丘灵鞠、卞彬、丘巨源等，他们是文士，但他们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地位都不高，在后世文学史中也不是最重要的角色。真正文学地位高的人，像谢朓、谢超宗、王僧虔等，这些出身高门、大家公认的文学家，或者说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不在《文学传》里。《文学传》里的丘灵鞠这些人，大多是南方土著的文士，当时人认为他们所写的是游戏文章、讽刺文章，未必能算是文采高华的作品。传中另一位文士陆厥参与了当时的主流的文学讨论，但他的关注较多集中在文章的宫商清浊这样比较专门的学问。
      《文学传》里除了这一部分人之外，还有史家，像檀超、王逡之等。檀超是为齐史修撰制定体例的人，以史才著称；王逡之兄弟则长于礼典，熟谙朝廷的各种礼仪典章制度之史，所具乃史家之才学。
      《文学传》中还有一位在科技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就是祖冲之。萧子显在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引述祖冲之为所造新历上朝廷表以及他的博学善算，制作发明之才，涉及《大明历》的内容比《宋书·历律志》所载更为详尽。
      《文学传》中还有治谱牒之学的贾渊。谱学在当时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传中提到贾渊当时受贿为人编造家谱，事发获罪，差点被杀。
      所以《南齐书·文学传》非常有趣，里面的人物林林总总，品类众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研治各种专门学问的人，各类学者，萧子显把他们编成一个类传，名曰“文学传”。其中所透出的历史信息与时代观念，颇值得玩味。这里的“文学”与今天的含义显然不太一样，至少是比今天要更为宽泛。但这个名目被后人吸收，自《南齐书》以后，《梁书》《陈书》《隋书》也有了文学传，但其中人物就以文士居多了。
      最后，从文风这个角度，您对《南齐书》作何评价呢？
      景蜀慧：南朝五史中，《宋书》《南齐书》系由当代人所写，作《宋书》的沈约是大文学家，文采斐然，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是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体现的文笔，历来评价似乎不是很高。唐代刘知几《史通》认为萧子显“文伤蹇踬”；北宋曾巩也认为萧子显的文字实在太差，其文“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可是自我感觉还很好，为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
      为什么唐宋人有此批评？无疑，其中确实有萧子显为文并不尽善的缘故，南齐书各卷尤其史论部分，行文不无晦涩滞碍、佶屈聱牙，理路和文笔不够畅达显豁之处。影响到其史文中意旨的表达。《南齐书》的这种文风为宋人所不喜，宋人的文风绵密、严谨，一定要把话说得很到位，一层层表达清楚，很有章法。所以他们会认为子显文中多“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病，不够自然流畅。
      但我们今天从《南齐书》整体来看，萧子显虽非当时最出色的史家，然而作为六朝作者，文笔深具六朝特点，其叙事简而能详，间有文采，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南朝文风。六朝为文与唐宋以后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世说新语》，它的表达一般是非常简练含蓄的，对人事的评臧否都蕴藉委婉，要言不烦，点到为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体会。所以我们会觉得六朝文风是很有馀韵的。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也比较多地表现出这种六朝特点，一方面敘事追求简练含蓄，有馀意，表达注重传神，不无奇崛。另一方面也多少染有齐梁文坛的雕琢翰藻，骈对用典，重视辞采之风。加之当時人事多有敏感忌讳处，一些表述也只能点到为止，给人以文意未尽的感觉。
      总而言之，《南齐书》确实体现了六朝人写作或者叙事的一种风格和习惯，但后世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接受。到明代以后，时人对这种六朝文风更觉隔膜，对有些读不太顺的地方，甚至会怀疑是否文有脱漏。因此明南北监校订重刊《南齐书》，往往根据《南史》《册府》等改补《南齐书》，有些地方所补多达数十字。原点校本较多地吸收了明代《南齐书》版本的校订内容，此次修订，我们在深入理解萧子显史笔文法及时代语境基础上，删除了一些明人对《南齐书》的改补，希望能尽可能地保留恢复萧子显所著史书的原貌。
      此前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曾提到，当年的“二十四史”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其中举了《南齐书》点校者王仲荦先生作为“断代史顶级学者”的例子。能否请您谈谈，王仲荦先生对点校本《南齐书》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景蜀慧：王仲荦先生对《南齐书》的贡献非常大。我们的整个修订都建立在原点校本的框架上，他的点校工作是开创性的，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没有他奠定的基础，今天的修订也就无从谈起。
      老先生当年完全是依靠个人学问功底完成这项工作，相较之下，我们今天的条件要好得多。一方面，从史料文献，到史学研究本身，学术上有了很重要的发展。对史料的基本认识、史料生成过程中的相关问题，都有更深入的考虑，很多观念有重大的突破。并且，这几十年来许多海外学术研究成果，像我国台湾，及日本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能够被我们所了解和吸收。另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改善。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检索工具来查找文献资料，以改善弥补《南齐书》点校本难免存在的前后不一、史料遗漏、失校漏校等缺憾。无可讳言，这样的工作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做这项工作的幸运在于，不仅王先生，也包括清人在内的很多校勘意见都可以在充分查证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加以考订复核。所以后见之明是容易的，而前人的开拓工作是困难的。王先生首先打下基础，我们才得以继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先生的开拓之功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点校本《南齐书》还有哪些缺憾？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这次修订又做了哪些工作？
      景蜀慧：修订版《南齐书》较前最大的变动是更换了底本。王仲荦先生点校时以百衲本为底本，而这次修订改用百衲本的底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作为底本。《南齐书》的这一版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品相最好的版本，刊刻精良，保存基本完整，保留了较多的宋元版刻，堪称最善本。中華再造善本2004年出版了这个版本的影印本。我猜测王仲荦先生当年可能没有条件看到这一版本。百衲本虽以这一版本为底本，但出版时有配补和描改修润，一定程度上有失古本原貌。因此现在的底本是明显优于百衲本的。
      其次是通校本的补充。原点校本没有使用北监本，过去往往认为北监本沿袭南监本，对其版本校勘质量较为轻视，但实际上比对文字可以发现，北监本重刻时做了校勘，修改了南监本的一些字体及内容，整个版本对南监本的改订不在少数，而且其修改基本上被殿本沿用。我们认为北监本有其特有的价值，因此在通校本中补了北监本。
      这次修订也对《南齐书》版本流传系统有了新认识，尤其是对每一个版本的特点、价值有新认识。例如汲古阁版，因为是民间刻本，过去对这一版本的价值重视不够。此次我们在修订中发现，汲本刊刻时对宋刻递修本及明代监本內容都有吸收，而且吸收采纳了不止一种宋刊本，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底本，也包括当时人们能看到的其他版本的宋本。当明本和宋本在版本文字有出入时，它往往会依从采纳宋本，或加小注说明“宋本作某”。在这个意义上，汲本保留了明代监本系统和宋本系统的差异。这是汲本很特别的价值，前人对此似没有注意过。
      另外对过去视为“九行邋遢本”的三朝本，通过与底本的对校，我们发现三朝本与底本不仅在版框、版心、冊数、缺页情况、文字內容等方面有区别，且底本中一些明显的版刻误字、避讳阙笔字等，在三朝本中得到改正。有改动的版页，有些版心椠有“嘉靖某年补刊”字样，也有相当一部分版页虽与底本有出入，版心并无补刊字样。重要的是这些改动远在后来的南监本之先，南監本刊校时对宋本的修改，许多直接沿袭自三朝本，另外三朝本中的阙页阙文南监本也大体相同。由此判断，三朝本应是南监本所参照的一个宋元明递修本。
      近几十年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改进，使得此次修订版得以补充较多他书文献材料。比如《册府元龟》这一重要的他校文献，宋本和明本有相当大的差异，过去点校只能利用明刻本，这次修订，在充分认识宋本《册府》价值的基础上，较多地利用了宋本《册府》资源。这也是几十年前王先生点校时不具备的条件。
      还有就是之前提过的，近半个世纪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对史料的认识方式也不一样，诸如史料批判、追溯史源的方法，会帮助我们判断和处理一些异文的选择。比如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校文献，我们在使用此文献时，通过仔细考订校勘，也参考学术界近年的一些研究，发现其中所引“齐书”甚至“萧子显齐书”的来源颇为复杂，不排除有《南史》或其他一些同时期史籍的混入，若不经深入考辨，这些异文未可简单视作《南齐书》异文并入校。
      您觉得这些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景蜀慧：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再像王先生他们点校《南齐书》一样，可以集全国之力来做一件事，不能像当年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学者一样，能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与当今所有的高校教师、青年学生一样，修订组成员在从事修订工作之外，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繁重学业需要完成，也必须要面对量化考核、修读学位期限、论文发表压力等严酷的现实问题。所以在工作时间的保障方面，我们完全不能和当年的老先生们相比。大家这些年，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基本上牺牲了自己的业余休息时间，所有博士生同学都为此选择延期毕业一二年，而按学校规定，博士生延读期间，是没有任何包括奖学金在内的生活收入的。可以想见，修订组成员在此方面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当然，经历了这些困难，大家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参与了修订工作后陆续毕业的博士生，所写出的学位论文，质量也都是比较过硬的。
      您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门下，又曾受业于叶嘉莹教授，您能谈谈两位先生的教导对您从事《南齐书》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景蜀慧：我本科毕业后，从硕士到博士，在缪先生门下问学七年。缪先生对学生有十二字要求，即：治学谨严、为人正派、做事勤敏。我想我的学术根基，治学观念，包括做事风格，都是缪先生奠定和建立的。对缪先生，我常常感到无以为报。当时那种师生关系，是连感谢都说不出口的，因为说感谢太轻松了。
      缪先生是一位文史兼长、学有素养的学者。他的文辞修养使他对古文有非常高明的感悟，这种感悟不仅是一种文学的感悟，而且还包括对古代语言文字内在文法理路的精准把握，表现为其中“文脉”和“辞义”的深入理解。因此，缪先生在古书校勘中，不仅注重“辨名物”，更注重“审辞气”，提出颜之推根据上下文义校正古书中误字，是“校勘中更高一层的方法”。所谓“审辞气”，即是要根据文章的上下文法理路，去判断这里应有什么样的表达。我想缪先生对学术的贡献有部分即来自于这方面的突出能力，他通过讲解文献为学生培养的也是这种判断力。我记得先生为我们上的课程中有一门讲《文选》，讲得极好。有些文章，尽管我们提前预习、甚至有些全文背诵，仍不一定能读透。而经先生点拨，他那种精妙的领悟，往往使我们茅塞顿开。
      缪先生当年的教诲，对我们修订《南齐书》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六朝的文章比较含蓄，当我们面对异文、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审辞气”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修订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和审稿专家、编辑组都不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提过的：明人补了很多东西，我们应该保留吗？我的判断是，我们所看到的底本应该更接近萧子显的六朝文风。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语感，或者说史感，这是我们入缪先生门下后他一直在着力培养的。这种通过细读文献，然后听缪先生讲解指点，一点点培养起来的感觉，在很多时候，能够有助于我们对修订中的问题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叶嘉莹先生与缪先生在文学方面的见解比较合拍，他们合作著有《灵溪词说》。当时我正好在缪先生门下学习，也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便推荐我申请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请叶先生担任联合培养的导师。在这种机缘之下，我就成了叶先生在国内带的第一个博士。
      叶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打开视野。她每次回国带来许多资料，包括国外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她的中国古典修养极高，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又有真正的理解，一首旧词可以讲出无限新意。我对北宋词、王国维的词，都是从叶先生这里获得了最基本的理解。叶先生也治六朝诗，在此方面的很多观点至今都不过时，她的研究对我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学以及背后的观念文化也非常有启发。
      朱季海先生何以会撰《南齐书校议》？廿四史点校他只写了这一种。议得如何，这次修订中有吸收吗？
      景蜀慧：朱先生和王先生是同门。朱先生后来生活拮据，王先生一直在周济他，这是他们的同门情谊。
      朱先生对《南齐书》的每一卷都做了校议，有长有短。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王先生的一种支持，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学术讨论。他们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对话和研讨，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校议的价值我觉得比较大。朱先生的学养很不寻常，他的见识、判断，他的旁征博引，足见深厚功力。我们认真研读过他的校议，认为他的大部分判断是正确的。凡其中可以采纳的内容，都纳入长编，有些重要意见会在校记中引用，作为订正文献的依据。
      不过在版本上朱先生和王先生一样，没有使用（很可能是没有看到）我们这次用的底本。
      今年发布的还有“北朝四史”之一《魏书》修订本。我们知道由于长期分裂局面和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南北朝史学有一些差异；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北朝史论水平远不如南朝。能否请您就《南齐书》谈谈，南朝修史相较于北朝有什么特点？
      景蜀慧： 个人以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南方的史学观念和它背后的学术观念，比北方更具有思辨性。此前提到《南齐书》没有《刑罚志》《食货志》，但《魏书》是有的，从北人的思想来说，他们比较关注实际，国计民生这一类事情，而对于纯思辨的、思想观念上的内容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
      萧子显有两篇传论比较重要，一篇是《文学传论》，他在论中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一个时代的风气进行归纳和判断。在传论里提出重要的观点意见，这在北朝的史书里恐怕很少见。究其原因可能与玄学的思辨有很大关系。在南朝，玄学作为一种思潮虽然衰落了，但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仍然及于整个时代社会，促使史家对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出比较深刻的思考和归纳。
      还有一篇重要的传论是《高逸传论》，讨论佛道关系。《高逸传》中写了很多隐士，中国传统隐士用道家隐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来指导他们的人生实践，而到东晋南朝以后已经有佛家之思想观念掺杂其中，不免产生很多争论。当时争论的热点之一是孔老与佛教谁是源头，谁更高明。萧子显针对传中所录顾欢《夷夏论》写了很长的史论，阐述中国传统思想与佛教孰优孰劣。四库馆臣认为萧子显为了迎合崇尚佛氏的梁武帝，故于“《高逸传》推阐禅理”，但是他真正的观点其实是孔释合一，并不排斥儒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的三教合一正是从南朝的时候开始的。
      萧子显的文风不是特别流畅，史论可能远不如沈约《宋书》的史论写得漂亮，但他时有精彩的逸思，文笔也有些奇崛不平。但无论如何，能够在史书里对理论、观念、哲学做思辨，而且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折射反映出时代的观念，这是南朝史书相较于北朝史书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我想，这应该也是“南人清通简要、北人渊综广博”这种南北学风差异的体现。

　　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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