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虽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7月16日，中国的“经济中考”已经揭晓，上半年经济增长7.4%的成绩符合多数机构的预期，而二季度增速0.1个百分点的小幅回升，反映出经济缓中趋稳的态势。中国半年来出台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政策效应正在显现，中国应对新常态阶段性特征的政策措施经受住了考验。

        深改革 用放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过去半年，中国面对国内外风险交织的局面，保持定力，稳中有为，在改革与增长间力求平衡，多项重要改革和部署稳步推进，亮点频现，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开局。

　　中国政府一改对经济增长率的“刚性追求”，将全年增长目标设定为“7.5%左右”——“左右”两字，带给外界的不只是耳目一新之感，其背后更是经济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变。

　　新一届政府始终始终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为市场经济“松绑”、创造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宏观环境。今年以来，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特别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进一步管住了政府“闲不住的手”和向企业“乱伸的手”，为市场主体松绑，让市场发力，各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加速形成。

　　李克强总理7月初在湖南考察期间指出，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规范政府的权力清单，探索建立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上半年，国务院60个部门集中公布了正在实施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是中央政府首次统一“晒”出权力清单。与此同时，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降低企业法人注册准入门槛，使我国新登记企业数实现井喷式增长。国务院还分批分次取消和下放数十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部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进一步促进创业就业。6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表示，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并将原计划明年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任务提前到今年完成。

　　实践表明，只要政府权力的手稍稍放开，市场就会立竿见影显示出巨大活力。工商总局数据显示，3至6月，新登记注册企业126.93万户，注册资本金达6.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6.85%和56.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彼此相互关联，既是促改革的政策也是稳增长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跟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

　　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在制度演进和风险控制之间适度拿捏。决策层始终以务实态度推动金融变革，逐步增强市场对利率、汇率的价格发现能力，同时有序引导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半年，中国央行宣布将人民币每日交易浮动区间扩大一倍至2%。央行还宣布存款利率将在最近一两年内放开，为中国利率市场化勾勒出明确的时间蓝图。

　　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供给，优化投资结构，激活企业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破社会资本此前面临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国务院决定在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中国政府还公布了首批基础设施、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5大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投资示范项目清单共80个项目。

　　微刺激 定向降准凸显调控新思维

　　与结构性改革相匹配，维持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也至关重要。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出台强刺激措施是本届政府的施政特点之一。以房地产市场为例，1-6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6.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0%，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6.7%，虽然发展势头有所回落，但在过去半年中，研究部署发展策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没有一次专门针对房地产，也没有提出“救市”等强刺激计划。

　　今年以来，中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定向调控政策措施，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人将此类宏调喻为“微刺激”，显然是凸显其与以往依赖投资增长的“强刺激”的区别。

　　事实上，这种“微刺激”就是在去年区间调控基础上实现的区间、定向调控结合的经济政策。区间调控可以大致描述为，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状况，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在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的情况下，确保经济增长不突破保就业的“下限”，CPI不突破防通胀的“上限”。而定向调控则是，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动摇的前提下，以这个“下限”和“上限”作为警戒线，兼顾当前与长远，采取预调微调措施，指向激发市场活力、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二季度开始，多项微刺激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从今年的政策走势看，在坚持区间调控中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系列适时适度的稳增长政策，包括投资、外贸、财政和货币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正在逐步发力。

　　4月份以来的近3个月里，我国出台了约19项微刺激政策，其中包括稳定外贸的“国16条”、营改增扩围、央行两次定向降准以及各部门的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经济活力等等。

　　“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薄弱环节。针对这些问题，央行今年4月和6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累计释放流动性约1900亿元，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微刺激”。6月16日起，央行将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数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

　　从2011年至2013年，被视作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于中国GDP增长已连续三年出现“负贡献”。针对此种形势，从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至今，两个月时间里，中国已密集出台涉及各领域和地方的稳外贸促增长政策、配套措施，可分为四大类别：减负担、便利化、提供服务、改革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指出，在四类支持外贸政策措施之外，还有一类更加重要，即导向性的政策措施，“光提促进外贸，而不提优化外贸结构，是远远不够的。”

　　结合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发展态势来看，上述政策的利好效应正逐步释放。二季度，中国进出口值为6.5万亿元，从一季度的下降3.8%转为增长1.8%。其中，5月同比增速由4月的下降1.4%逆转为增长1.5%，6月则更进一步，增速扩大至5.6%。

　　前瞻性地看，专家认为要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需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大思路 构建区域发展新棋局

　　今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加快推进，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政策相继出台，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以海路重点口岸为重点，区域发展格局正发生积极而重大的变化：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区域规划相继得到批复；国家同意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内蒙古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大连金普新区等；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和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是在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传统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其主要特点是更加注重东中西部的连接和贯通，强调跨省、跨区域的大区域发展；在开放层面上，从沿海开放转向更注重空间和内容的全面开放，以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比如“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在内容上，更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规划驱动下，我国区域结构进一步改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正转化为中国经济梯级发展的强大动力。

　　“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些‘短板’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提供了纵深空间。通过推动区域发展，我国进一步优化调整生产力布局，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动力。”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说。

　　我国仍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期，这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刘云中说，当前中国经济仍呈现东中西部梯度发展的格局，但内容正发生变化。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已逐步适应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创新型产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新的增长动力逐步形成，传统制造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从城镇化进程看，中西部地区正成为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主要区域，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人口跨区域流动从过去大规模流向东南沿海转为向多个经济增长极流动。

　　下好区域发展这盘棋，中国经济的战略机遇期将可延续更长时间。当前，我国东部地区正逐步具备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亟待在提质增效升级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在加强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的同时，应着力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和创新驱动，不断释放结构生产力，为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冯飞说。

　　11省明确发文稳增长 警惕微刺激变强刺激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梳理，截至7月上旬，共有11个省区、市明文出台了稳增长措施，最近一个月内就有7个。追加投资成为各地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多省推出了规模庞大的计划。有分析认为，随着近期各地强调扩大投资的文件密集出台，三季度可能再次出现地方扎堆上项目的情况。

　　专家提醒，投资项目上得过多，既可能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加剧金融风险，又会挤占其它行业资金，抬高市场利率。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必要兼顾当前和长期，要警惕当前的微刺激政策走样，最终变成强刺激。

　　瑞穗证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地方政府稳增长的动机确实存在，因为GDP当前仍是地方官员的关键政绩指标。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就是在银行贷款和影子银行活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找到融资支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说，目前，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形势下，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方面做了很多改变，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诸如投资、城市化率和就业情况等考核指标，但这些新增指标很多还是和GDP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跑部钱进”有可能死灰复燃，因为一些省的计划很可能超出了自身的体量。

　　比如，河北省出台的《关于加大重点领域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今年该省将在交通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重点产业支撑项目、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六个领域计划投资12135亿元，努力遏制投资增速回落状况，促进全省经济企稳回升。河北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4.2%，不到上年同期的一半，而上述投资规模相当于河北省2013年GDP的42%。该文件还表示，今年河北将加强城市特别是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争完成4500亿元。然而数据显示，河北2012年全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仅有2720亿元，其中包括交通和公共设施等领域。

　　有统计显示，目前各省市的计划投资总额已经高达10万亿元。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提醒，考虑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政策措施的实施必须兼顾当前和长期，要警惕当前的微刺激政策走样，最终变成强刺激。

　　地方扎堆上项目，一个显著的危害是可能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进而导致金融风险加剧。截至2013年6月份，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增至10.89万亿元。其次，增加其它行业融资难度。海通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说，在信贷总量稳定和影子银行收缩的背景下，稳增长领域资金占用越多，意味着对房地产、传统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它们融资将更加困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下半年以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继续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动力，解决经济结构中的实质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打通制度僵化的梗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同时，平衡好“深改革”与“微刺激”的关系，始终维持一个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发挥政策的叠加效应，筑牢经济发展的基底。（综合新华网中新网光明网 经济参考报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