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对中国的城镇化要有耐心。”8月3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上演讲时说，同时要认清中国城镇化还有六大问题待解，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长期复杂的过程

　　杨伟民说，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城市化问题，但城镇化问题一直没有进入到中央政府决策日程上来，虽然有些文件也写几句城镇化的发展，但是基本上是没有落实。直到去年底中央决定首次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标志着我们国家城镇化进入到中央决策议事日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

　　“尽管如此，城镇化仍然有很多问题，很多认识还没有统一。因为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杨伟民说，去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对中国的城镇化要有耐心，中国的城镇化是伴随很多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说到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日就能完成，也不是说有一个城镇化的规划就行。

　　他举例说，“最近有一个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我个人看，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少有三步。”他说，第一步就业转移到城镇，这一步是过去30年城镇化的模式，只进城就业，不进城定居；第二步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愿意和有能力落户的人拿到城市的户口，在城市落户，这一步在我国刚开始；第三步推动清除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使进城务工人员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这一步需要更长时间，特别是实现真正文化上的融合需要一代人。

　　为什么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呢？杨伟民分析说，中国的城镇化既有世界共同的规律，也有很多中国的特色，如说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

　　“由于问题积累了这么多年，再加上人口众多、规模巨大，现在一下还不过来，只能逐年还账。”他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帐是有利息的，越积累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解决。

　　杨伟民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城镇化；单从城镇化的角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转移就业这样的经济问题，已经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城乡问题，已经变成了区域问题。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杨伟民认为，目前的主要矛盾在高考制度，而不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如果允许农民工子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意味着降低流入地高考生进入优质大学，当然本地人是不愿意的，所以这是其中的障碍之一。

　　看起来是城镇化，实际上是教育问题、区域问题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杨伟民说，十八大有句话是“努力实践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长久发展”，就是说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一时很难做到。

　　六大问题待解

　　杨伟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目前面临着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落户问题，过去农民工想落户但政策不让，现在户口制度准备改了，希望农民工落户了。但据各种各样的调查，农民工不太愿意进城落户，原因是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可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就能统统解决的，所以不可能给农民一个可预见的、全面的分析，也就是说在城市里住哪儿，能不能获得平等的公租房，社会保障怎么办，医保、养老保险能不能无缝衔接。特别是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怎么办？是收回还是流转，如果可以流转是在本村流转还是跨地流转等等，很多问题都没有明晰的政策和界限。

　　二是布局问题，我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解决1亿人口的落户问题，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落户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人口转移的趋势是更愿意进入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规划的愿望和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因为，经济发展程度高、就业吸纳能力强、公共服务好的往往是特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这样经济发展布局和人口分布的要求不完全一样。

　　三是土地问题，宏观来看，中国目前的建设用地足够实现中国的城镇化，加上各地规划的城市新城新区足够装下所有人。但土地的供给是有关部门根据行政区分配的，由于地就是钱，所以，所有地区都要给一定量的指标，而且各地区同一类型的城市，差距不能太大。

　　这样就带来了城镇化过程中两方面的失衡：一方面是总量上的失衡，另一方面是空间结构上的失衡，流入地人多地少，相对于流入的人来讲，地的供应是少的，导致地价和房价高。

　　但相反来说，城镇化必然有一些地区是流出的，不光是城乡之间的问题，流出地人流出了，但是地不能不给，结果房子建起来了，人没了。“现在房地产积累了一些问题不能不说是和人地失衡有关。”杨伟民说。

　　四是事权问题。城镇化很复杂，所以中央和地方要有分工，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很多事情很难确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教育、医疗、公共租房、社保、城市规划、新城新区的批准，到底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

　　杨伟民说，如新城新区的批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批，许多地方政府也在批，导致新城新区地方泛滥，真正建设新城的地方没有建。而且新城的划批要和财力相匹配，如果财力划分不清，城镇化的资金来源恐怕就难以持续保障，所以出现大家所说的地方政府债的风险问题。

　　五是城市病问题，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杨伟民说，在城镇化刚刚进入50%左右这样的中级阶段，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中央为什么要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要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但目前还存在认识问题，如到底是从控制人入手还是控制功能入手，表面上思想统一了，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

　　六是治理问题，城市治理和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治理不同，省长管的是一个区域，市长管的是一座城。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需要深入研究城市治理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其实已经提出了关于城市治理这样一个命题，如不能再靠行政命令，改变过去那种指标治理。杨伟民认为，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城市治理结构是一篇大文章。

来源：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