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转型升级相交汇的历史机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专家指出，要把树立互联网思维、推广信息技术应用、培育发展信息经济，作为新常态下撬动政府转型、产业转型和企业转型的新动力、新途径、新领域，加快培育新业态，营造新环境，努力形成发展新优势，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城市竞争力。  

       “中国已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无可避免地会遇到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就是要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提高效率推动增长”。

　　日前，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信息化形势研判专家高层研讨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梁春晓，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不考虑2008年底一揽子金融危机应对计划带来的增长，中国的GDP增长率则从2007年第二季度15%的历史高点到2012年7.8%低点，已经整体回落了五年，步入了近年最长的回落周期之一，为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迫在眉睫。

　　而从长远来看，“信息经济是增长与转型的核心动力”，梁春晓指出，“区别于工业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互联网、云计算成为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发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大规模、社会化的全新分工形态的出现，促使商业从机械化系统向生态化系统演化，生产效率实现全面提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

　　巨型市场浮现信息技术创造“红利”

　　梁春晓梳理了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就表现得越来越紧密，使技术进步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大幅提高，成为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电力等能源动力以及信息技术都是最具代表性的通用目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并非要解决特定的问题，而是要发挥为其他领域的改进、开放提供能力。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以信息与通讯技术为核心的本轮通用目的技术革命，已经在全球爆发出强大的经济能量。

　　以互联网为例，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2010年全球互联网经济已经达到2.3万亿美元，占G20国家GDP的4.1%，超过意大利和巴西GDP之和。在英国，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建设和教育领域。在美国，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则超过了联邦政府。在韩国，互联网产业位居前六大行业板块之列。而在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增速为GDP增速的5倍，远高于进口贸易、汽车产业以及建筑业等。

　　与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铁路、邮政网络一样，新时期由宽带、IDC、云计算等构成的信息基础设施，要解决的是经济运行中最核心的动力和运输问题。这也是时代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是一切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载体。新信息基础设施的安装，以及IT部门自身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持续下降，刺激了经济各产业部门的IT投资，实现了IT资本深化，完成了新技术新要素的扩散。由于信息成本不断下降，减少了交易成本，进而也催生了新的专业化分工。各个产业部门出现的大规模改造和重组，也因信息数据要素自身即时性技术特征，形成了高度分工的实施协同网络，全面提高生产效率。

　　信息技术创造了“结构红利”。在信息技术进步驱动产业依次向互联网迁移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由信息密集型发挥出作用，促进了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持续增长。

　　据介绍，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美国企业在软件上的开支上升了100倍。1995年以后，美国的44个产业中有31个产业对经济加速增长做出了贡献，4个信息技术生产产业虽然仅占GDP的2.9%，但对美国经济复苏的贡献却占到了四分之一，而17个使用信息技术的产业则是占到了另外的四分之一增长贡献值。

　　在互联网经济深刻影响下，一个巨型市场逐步浮现。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仅电子商务应用规模就超过10万亿元，其中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了8万亿元，中小企业在线销售和采购的比例均接近30%。

　　梁春晓表示，以上这些仅仅还只是开始，信息技术正全面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由此而发生的技术变迁、经济结构变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加速转型。

　　繁荣之后藏隐忧信息化要坚持需求主导

　　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在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指引下，全社会对信息化发展不断给予重视和投入，极大地激活了全社会各行业的信息化需求，从而也把中国的信息化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期。

　　但这种繁荣之后却也暗含隐忧。“我们应该牢记，中国的信息化发展，一定要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能盲目地追风，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将会成为国外技术和产品的盲目鼓吹手和推销者，误导中国的企业和用户，使ITC产业误入歧途”，在此次会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周宏仁，表达了自己对于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客观评价。

　　周宏仁指出，近年来中国信息化推进中的技术驱动现象非常明显，相关概念热点的频繁炒作令人担忧。“信息化领域的炒作热点主要有四个，即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智慧……这其中前三个成为技术标签，后一个则成为应用标签”。“在许多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的信息化相关文件中，还有企业的宣传介绍里，在各个项目、成果或政绩的申报中，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些标签。”与此同时，“四大标签混贴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云计算项目贴上物联网、大数据的标签，大数据则要贴上云计算、物联网的标签，物联网也是如此，技术项目上又贴上各种技术标签。在热炒的高温下，四大标签已经被无限拔高，以至于变形走了样”。

　　对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普遍服务还不到位；信息产业大而不强，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信息经济发展与现行管理模式的矛盾日益凸显，网络环境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亟待提升；风险防范、安全防御基础不牢，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与维护网络空间国家战略利益的要求不相适应等。

　　周宏仁强调，中国的信息化发展一定要坚持需求主导，而非技术主导的轨迹前行。这是信息化推进的一条铁律，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律，信息化就可能步入歧途。中国的信息化必须是需求驱动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紧迫需求服务的，而不应该是技术驱动或者技术主导。为了采用或发展某种技术而推进所谓的信息化，而不是首先考虑清楚这种技术，能否解决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就会很容易走错方向。

　　存量变革整体转型寻求两化融合的新起点

　　当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加速向立体多维的方向演进，技术体系化创新和产业生态竞争的特征日趋明显，信息经济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王秀军表示，为加快推进信息化发展及进一步发挥信息经济的带动作用，当前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抓紧开展的工作任务包括：加快调整和制定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关键信息技术的发展战略，完善我国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明确信息化驱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举措；加快信息技术创新，培育强大产业；促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充分释放信息红利；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信息经济；六是增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等。

　　“以信息化驱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把农业现代化发展，是中国转型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必须经历的发展任务。它将会为路径的选择提供充分的创新空间”。梁春晓指出，未来我国信息化发展应该站在更高层次上制定战略。

　　梁春晓认为，我国应该“增量中崛起，存量变革，整体转型”。在实施过程中，第一阶段即是增量崛起阶段，应该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基础设施，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服务。目标是大力发展信息生产力，以信息经济促进结构调整，拉动内需释放产能，拓展投资空间，稳定经济增长。相关部门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着力发展新兴信息经济，如电子商务流通体系，信息消费、电子商务服务业、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同时建设信息经济的基础设施，包括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物流网络等。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寻求存量变革和整体转型的阶段，通过完善信息经济制度和治理模式，持续创新全面促进信息要素的流动。

　　据了解，信息技术在改变信息结构、提供信息流动方式的同时，也对交易费用形成冲击，进而自发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更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政府部门应该借鉴互联网业面对海量主体的成功治理经验，转变治理思路，培育生态化、平台化、分布式、自组织的治理机制。

　　还要通过信息经济增量带动和基础的支撑，盘活和变革经济存量，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强化经济增长动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变革流通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未来中国的两化融合，周宏仁建议指出，“近年来国际上与两化融合相关的提法很多，如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3G打印、德国工业4.0等”。这其中，“特别值得我国企业重视的应该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这对我们会有很多启发。”他认为，本质上这才是一个基于物联网和智能物理系统的、企业级信息化的整体解决方案，是两化融合的新起点和新高度。 （本报记者 杨明）

来源：中国工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