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颖:50年坚守,把大足石刻“搞热闹”了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22-03-22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大足石刻‘搞热闹’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说。今年已85岁的他白发苍苍,重庆口音浓重的话语里饱含对大足石刻的深情。郭相颖37岁时与大足石刻结缘,从无水无电独自守山,到见证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陪伴大足石刻已达半个世纪之久。对此,郭相颖总结道:“中国石窟寺保护70年,我在其中50年,可谓酸甜苦辣都尝过,十事九成无遗憾;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


  结缘——

  23.25米的手绘石刻长卷

  1974年春天,当了10年教书匠的郭相颖被调至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那时大足石刻寂寂无名,大部分重庆人都不知道大足县里还有这样一份瑰宝。

  当地人以为郭相颖是“被贬”至此,把他看作“守菩萨”的人。“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小铺盖卷,顺着烂泥路到山上去,那时候文物保管所周围没有住户,条件艰苦,每天要担起水桶,去有清水的地方接水。有时早上洗脸的水,还要留到晚上洗脚。吃饭的柴米油盐,也都要自己从城里背上山。那种情况下,文物所仅有的两个同事各守一座山头,真有点‘青灯古佛旁’的凄凉。”回忆起当初的日子,郭相颖打开了话匣子,“但上山后我就‘生根’了,我能留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窟里雕塑的艺术感染力。”

  旁人眼中难以忍受的艰苦寂寞,却让郭相颖无比快乐。他年轻时就喜欢画画,精美的石窟雕塑对他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也给了他极大的动力。每天早上,郭相颖都习惯在北山石窟走一遍,巡查石像是否有损坏。久而久之,一开始对大足石刻也不甚了解的郭相颖,对大足石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郭相颖说,当时自己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

  大足县文管所保存了3本旧书——《简明佛学辞典》《佛学大纲》《大足石刻志略》,纸张已经泛黄,墨迹也晕染开了,却成了郭相颖了解石刻的启蒙读物。读完之后,郭相颖为大足石刻感到特别委屈,他在北山安定下来,这时,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让全世界都认识大足石刻。

  目标远大,始于足下。1980年,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四有”档案,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这可难坏了郭相颖,没有相机也没有测绘仪的他们,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手绘。1米长的木直尺、断掉的20米皮尺,成为郭相颖和同事仅有的工具。但他和同事不辞辛苦,白天爬上爬下地丈量换算,晚上再借助油灯的光亮绘图。当时点的是煤油灯,郭相颖的鼻孔都被熏黑了。

  3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笔一画地绘出了一幅23.15米的长卷,包含北山石刻、宝顶山石刻等所有重要的石刻造像。此时的郭相颖没有想到,这幅手绘长卷会成为未来大足石刻申遗的大功臣。

  申遗——

  “管了5万多石头人”

  1984年,郭相颖升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宗教等方面的工作。6年后,县里干部调整之际,他却请求回县文管所工作。他的理由只有一个:竭尽全力帮助大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

  当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郭相颖成为首任馆长,与石刻再续前缘。他开玩笑说,自己这辈子是“管了5万多石头人”。

  申遗工作加快推进,而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申遗成败的关键。为此,郭相颖推动开展广泛宣传,让群众对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得到彻底整治。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作为申遗代表团一员,坐在现场的郭相颖心情紧张。有国外与会专家发问,“大足石刻”和“宝顶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就要受阻。

  急中生智的郭相颖拿出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来证明大足石刻的价值。最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最终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郭相颖说。

  如郭相颖所愿,大足石刻成功申遗后,国家文物局以及重庆市相关单位持续加强对其保护利用的力度,包括开展煤改气、排污系统改造等环保工程;颁布实施《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为大足石刻保护利用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等。

  坚守——

  把“老古董”变成“新文化”

  郭相颖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要为大足石刻工作一辈子”是他的信条,也成为他的人生注解。退休后的他,依然在研究石刻,发表了不少关于大足石刻的文章,成册出版的书就有两本。

  研究了石窟艺术一辈子,郭相颖仍有遗憾,他认为“国宝不少、欠账太多”。谈及目前国内石窟保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郭相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石窟保护的一大短板就是石刻的风化。“石刻面积又大又广,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石窟艺术跟保存在博物馆的藏品大不一样,纯粹的库房管理、陈列式的保护手段远远不够。”郭相颖建议,应从历史的根源上去研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保持原貌”,可以认真评估新材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现在国家对文物越来越重视,从事文物工作环境和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现在我们大足石刻研究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得多。”郭相颖感慨,时代在进步,政府对文物保护利用的投入不断加大,成效显著。据介绍,近年来,大足石刻升级安防系统,实现了宝顶山等重要区域的全方位视频监控覆盖;建成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实时采集大足石刻所处环境的气象、微环境、岩体稳定性等18项监测数据,对大足石刻进行“日常体检”,以大数据支撑文物保护,由“抢救”逐渐转向“治未病”。

  “之前凡是有大学生来,我首先就让他上山。我说:‘你先上山去,把你工作的对象认清楚了。’这个做法现在也继承了下来,新来的同志会去文物点,实地亲身体验文物保护。”郭相颖给新人提出的学习任务,一直被沿用至今。郭相颖还常常对年轻同志强调:“做文物工作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板凳要坐十年冷,搞文物工作要踏踏实实。有时查资料、查文献,一个字就要耽搁一两个月,切忌浮躁。”

  最近热播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万里走单骑》中,郭相颖带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走进大足石刻北山,领略大足石刻的美。郭相颖说:“我这一辈子能从事文物工作,能守着大足石刻,见证它从默默无闻到为世界所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我们这一行,是把‘老古董’变成‘新文化’,要讲好大足石刻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文物对于文化自信很重要。要晓得中国从哪里来,就要学习古代的历史,而这些必须要用文物来证实。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为我们传承文明、构建未来之路奠定了基石。”

  如今大足石刻景区的游人如织,离不开遗迹守护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奉献和对中华文化的坚守。郭相颖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五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传承的是五千年文明的精华,还有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精神。

  (记者 李琤)


  转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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