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谈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笑称"我也是吃瓜群众"


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18-01-19





  继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暌违五年,刘震云带来了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小说20万字,不算很长,前言19.7万字,写了四个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故事,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结构新奇,书名透着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

  把网络词汇“吃瓜”用在书名中,刘震云笑言:“是觉得有趣。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明白吃瓜为什么就跟看热闹和围观联系在了一起,后来我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关于‘围观’古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看热闹不嫌事大,当事人痛不欲生,吃瓜群众乐不可支。”

  “我也是一名吃瓜群众。”接受记者采访时,刘震云笑着说。

 刘震云

  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

  “可能读者才是小说的主角”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用四个看似独立,却有因果关联、相互交叉的故事构成全篇,与刘震云的前作极为不同。回顾他过去的作品,书写的人物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地鸡毛》里只要把身边的几个人对付好,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温故1942》写的是灾民跟国民政府、美国人、日本侵略者等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杨百顺、牛爱国和身边亲人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李雪莲和各级官员的关系。

  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四个人物素不相识,朴实的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突然给打着了,人物关系之间、荒诞的故事背后藏着极大的空白。

  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是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

  在刘震云看来,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在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这是吃瓜时代能够产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活基础。“其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吃瓜或被吃瓜的群众,每天我们从网络上,从报纸上,特别是从微信微博和朋友圈里看到有趣的事太多了。而戏好看是因为戏背后藏的道理,道理之间的联系特别的幽默和荒诞。”刘震云说。

  荒诞产生于现实

  “如有巧合,别当巧合”

  刘震云因创作中的平民立场,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曾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很多内容亦取材于近年来的热点新闻和社会事件,尽管会被归入“现实题材”,但刘震云却认为,热点新闻构不成小说。他在扉页背后藏了一句话——“如有巧合,别当巧合。”

  刘震云说:“虽然小说有生活中的一点影子,但只是起到细节的作用,并不承担主体和结构的作用,只是说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太幽默了,搁进去是顺手牵羊,而这些‘羊’大家也熟悉,可能会增加作品的真实感。”

  熟悉刘震云作品的人能感受到,他的小说既荒诞又现实,既离奇又符合着某种规律,在强烈的反差之间又有奇妙的平衡。

  对此,刘震云“解析”道:“如果说荒诞凸显在结构上,那么细节的真实性就非常重要,越是荒诞的东西越应该在细节上特别的真实。就像真正的喜剧底色包括土壤应该是悲剧,这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如果细节和结构都是荒诞的,证明这个作家的功力非常不够,因为两个顺柺了,这是一个普通和朴素的道理。”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震云常给人“和蔼、幽默、金句频出”的感觉,但他却自称“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不大爱说话,性格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会突然急了,特别的暴躁。”

  在他看来,幽默不是说俏皮话也不是油嘴滑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幽默可能不体现在语言上,我的每一个话,每一个字都是特别的质朴,并没有要说俏皮话,我也反俏皮话,我也讨厌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用质朴的语言在叙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藏着幽默和荒诞的东西?但是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会非常的微妙,非常的荒诞,又非常的幽默。”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改编是难题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

  刘震云的很多作品是农村题材,其改编成的影视剧却在城市里获得了很多共鸣。但按题材来划分文学的样式,刘震云认为非常表面,也比较过时。

  “《阿Q正传》当然可以说是乡村题材,但它确实代表了国人的一种精神特征。所以你写的是城市人或者是乡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超越了城市和乡村。城市和乡村是社会学概念,不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可能有一些评论家会用各种社会的概念套文学,头太大了帽子太小了,有时候会戴不上。”刘震云说。

  虽然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刘震云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

  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九四二》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

  在改编一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像中那么多。“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么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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