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创新力,要有怎样的“母机”


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19-05-21





  近几年来,有关城市(地区)分化的话题引发学界较大关注。纵观全球,科技创新迅猛的国家,如美国,最近20多年这种现象尤为明显;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如中国,这10年左右也呈现类似的格局性变化。

  某种程度上,城市因为资源禀赋、发展定位等不同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是正常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这一现象呢?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城市分化与城市化、新经济的关系。

  无论在主要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城市化都日益表现为向大城市集中、向城市地区(都会区或都市圈)集中。有两个数字可以佐证:美国大约一半的就业岗位分布于仅1.5%的国土上;东京都的面积约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0.6%,却聚集日本全国1/10的人口。

  事实表明,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仅凭城市化并不能保证每个城市(地区)的繁荣。那么,在全球最近20多年、中国这10多年,保证城市(地区)繁荣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答案似乎是一样的,那就是城市(地区)进入新经济即新兴产业的方式和速度。也就是说,城市(地区)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地区)的繁荣程度。

  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有些城市(地区)较快地提升了创新能力、发展了新经济,有些却没有如此大的进展,或者说慢了几拍?这次演讲就是要通过美国和中国的案例、数据,试着来解答这个问题,并就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个人的几点建议。

  旧金山和洛杉矶起点相似,为何后来出现较大发展落差

  有一本书叫《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教训》,作者在书中对城市分化有比较集中的分析和阐述。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旧金山和洛杉矶这两座同在太平洋西海岸的城市,它们的经济发展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又是什么?尽管我的概括可能不全面,评述也不一定准确,但这本书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颇有价值,建议大家有空读一下。

  作者在书中分析了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两座大城市的不同命运。1970年,两地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无几,分别位列美国都市地区排行榜的第四名和第一名。2010年,两地人均收入相差约三分之一,洛杉矶的排名滑至第25名。

  历史上,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城市或地区常常会发生财富变化。但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富裕的、高度发达的地区以不同方式进入新经济。

  我非常认同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告诫,所有重大事件和现象必然都有多重的原因。这些原因相互强化的反馈模式,决定着重大事件或现象的发生。同时,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面对“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问题时,将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增强了对问题的解释力。

  直接原因是投入,投入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增长。但是,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可见,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决定投入水平高低的因素是根本原因。

  阿西莫格鲁将根本原因归为三个假说:地理、制度和文化假说。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地理假说失去了解释力,但这一因素仍然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充分条件。阿西莫格鲁进一步将制度界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的必要条件。文化因素直接决定投入水平,如各国或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投入水平的差别;同时,通过改善制度条件,作用于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通过上述理论、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和洛杉矶这两座城市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因。关于洛杉矶的衰退,人们经常列举的原因包括,冷战结束使它丧失了大部分航空业、南美洲的低技能移民蜂拥而至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和失灵。关于旧金山的成功,人们多半认为,它中了信息时代的头彩,一举成为技术革命的世界中心,并拥有大量高科技移民。

  但这里有一点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两座城市起点相似、条件相同,却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落差较大的分化?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两个经济体重塑其社会和经济网络的不同方式、两地企业的不同做法以及各经济体中不同的总体组织生态。”

  所谓总体组织生态,就是现在所说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输入端”是新创公司,“输出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另外还有创投、公司、高校、研究院所、政府机构和中介服务等组织参与其中。所以,创新生态系统内在包括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

  什么是社会和经济网络?它就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链”,如行业链、配套链、服务链和社交链等。创新生态链的发育状况以及起作用的效果,决定着新创公司的成功率和新兴产业的规模。简而言之,正是由于旧金山地区不同于洛杉矶的组织生态(创新生态)、时代精神和商业领袖的智慧,决定了它的繁荣和成功。

  为什么创新生态最为根本、特别重要?就像在自然界,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可持续性及人类的生活质量。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经常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生态亦是环境,是系统意义上的环境,所以称其为生态系统。

  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借用到创新创业、产业发展活动,是十分贴切的。它特别关注类似生物群落中的“物种”——新创公司,它们是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源头活水。同时,又特别注重生态链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举一个例子,智能化的新产品,如机器人、无人机,它们产出过程的效率就是由研发、样品和量产的配套链质量决定的。

  中国城市的东西差距逐渐缩小,为何南北分化却在扩大

  上面是美国的一个案例,再来看看我们中国。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依地理梯度、从东到西依次降低的。这一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地理因素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和战略驱动等因素的作用下,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数据表明,2008年至2017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从1.906下降到1.606;东部与中部的这一倍数,从2.187下降到2.009。同时,东部与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从1.352下降到1.287;东部与中部的这一倍数,从1.995下降到1.947。尽管下降的幅度还不大,但地区间收入差距在缩小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近10多年来,经济发展在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的分化日益显著。根据“秦岭—淮河”一线为划分南北的标准(不含港澳台地区),南方地区大致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共12个省、1个自治区和2个直辖市;其余省、区、市则为北方地区。

  2018年,经济总量排前10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有2个,分别为北京和天津;其余均为南方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如果看排前20位的城市,北方城市再加3个,青岛、郑州和济南(含原莱芜市的两个区),其余均为南方城市。在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20名的城市中,北方只有北京。

  我查了一下1978年和2000年的数据。1978年,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北方11个,南方9个。可见,在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还是北方强于南方;2000年,北方还有7个城市。

  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南北方GDP增速的差距在2013年只有0.3个百分点;可到了201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1.9个百分点。北方GDP总量在全国的占比,则从2012年的29%下降至2017年的25.2%。

  上述数据及相关数据表明,以城市分化为表征的南北差距在拉大。应当说,这一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只是不那么显著。最近10年左右,差距拉大在加速。

  毋庸讳言,这一现象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尤其是在创新驱动背景下产生的。一般认为,南方文化比较容易亲近市场经济制度。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创业创新,发现了一个有数据支持的事实:中国的创业指数(3年累计新增私营企业户数/15岁至64岁常住人口总数)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按照城市计算,最高的是深圳,它甚至是北京、上海的3倍。虽然无法用单一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变化,但城市创新力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一步来看,城市或地区的差距扩大,主要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这里的客观因素主要是指人性的因素,人往高处走;市场的因素,资本流向获利高的地方;还有历史的因素,即文化的因素。

  对于客观因素的作用,不必也不能进行干预。而且,它们还会持续地起作用。坦率地讲,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分化和差距可能还会继续加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试图缓解分化、缩小差距的政策性措施会失效呢?答案是否定的!

  深圳“好的大学”不多,为何能集聚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城市间、地区间差距的存在与扩大。因此,我们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之一,并正在采取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战略举措、深化改革开放和坚持创新引领等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缩小东中西地区差距上,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从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高度就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互相配合,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这一布局将中国经济发展放到了世界历史大视角中予以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认识到区域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同时遵从要素自由流动这一市场规律,从建立特区、新区等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举措入手,发挥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资源要素集聚的功能,形成增长极,再辐射周边地区,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地区差距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加以缓解和逐步消除。

  如果说文化差异是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地区)发展分化的主要原因,那做些什么才能遏制这一趋势呢?创新文化的形成,根本上是人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国家或城市往往更容易成为创新国家或城市。

  移民文化与创新文化有着天然的耦合。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规模移民几无可能,小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则主要来自大学。放眼世界,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的城市或地区,一般都有能够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就像硅谷有斯坦福、波士顿有麻省理工和哈佛、硅溪有特拉维夫和以色列理工等。

  人们可能会问,深圳好大学不多,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的城市?一如移民是创业创新的充分条件,好大学也是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创新生态才是必要条件。过去40年里,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近10多年来,深圳进一步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现在,深圳已经充分认识到好大学的重要性,而且有了好大学的“幼苗”,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以及其他好大学在深圳设立的校区,等等。

  在中国创业指数南高北低的分布中,为什么北京可以达到和上海、广州大致的水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北京有好大学和好的研究机构。中国南方的几座省会城市,杭州、武汉、成都、长沙、合肥近年来的较快发展,也与这些城市有较好的大学有关。

  因此,一座城市无论如何得有人才的“母机”。好的“母机”就是好的大学。所以,不遗余力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在城市办好大学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举措,而且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

  当然,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还有其他措施,如行政区划调整、区域规划优化、加大干部派遣交流等。这些都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体现。但要充分认识到,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始终要注重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即价格一般不被扭曲条件下的配置。在一定阶段,这样的资源配置过程会拉大地区差距甚至加剧城市分化。但再经过一定的阶段,市场的作用,辅之以公共政策的作用,如更加公平地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我们将会看到地区差距的缓解、城市格局的相对稳定。

  这样做,也许所需时间会比较长,但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将是比较良性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更加需要谨慎作为、有效作为,其检验标准就是能够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


  转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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