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上海市人民政府部市合作协议签署暨中国（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开工仪式在上海举行。同一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上海区域总部宣告成立。这表明上海发展“总部经济”，既注重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引进，也注重对国家级产业基地及国家组织、地区级总部的引进，该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关闭或外迁，存在着大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而国际上一些大都市在制造业转移后的持续繁荣，依靠的是服务业支撑，总部需求所形成的生产性服务成为中心城市经济中最活跃、最有支撑力的经济主体。
国内的总部经济发端于京、沪，其影响近年迅速遍及全国。目前，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纷纷将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各地制订多种优惠政策，以期吸引海外跨国公司、国内企业巨鳄总部或分支机构“迁都”本地。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4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37家跨国公司投资性公司、332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上海安营扎寨。全球十大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九大船级社均在上海设立了总部、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1000多家国际海上运输和辅助企业集聚上海。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共设立投资性公司10家，为去年同期的2倍。世界500强企业中的英国石油、日本第一大制药公司武田药品，都选择在上海设立投资性公司。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近年来国内一股企业“迁都”热悄然兴起。总部经济的“经济效应”显而易见，其一是产业和税收的乘数效应，其二是就业和消费的带动效应。此外，大批国内外企业“迁都”入驻，还能够提高区域的知名度，加快城市国际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增强的背景下，每一个城市的要素条件，特别是资金性质的要素条件呈现出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充分流动的态势。总部经济是指一个城市创造良好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总部入驻，进而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城市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因素，要么靠近市场中心，要么靠近生产要素和人才的聚集中心，要么接近市场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监管中心。目前国内符合这些条件的城市屈指可数，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经济中心城市。
现在有不少城市为了吸引企业“迁都”入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这势必将面临着城市间同质化竞争的局面。如深圳早期得益于政策倾斜迅速成长起来的华为、招商银行、中国平安等知名企业在发展壮大后纷纷将公司核心部门迁出；而在南京，位于山西路上的苏宁电器也正在考虑迁往上海，地方政府面临企业总部外迁的压力。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产出和税收收入的考虑，除了提出改善投资软环境，提供更优良的公共服务外，更多是考虑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的“有差别”待遇，而这势必给市场竞争带来不公平秩序。
早在2006年，一份《中国总部经济回顾与展望》调查报告指出，总部经济导致城市间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有使城市经济发展空洞化、虚拟化之虞，极易产生经济泡沫，并导致城市经济结构脆弱。企业“迁都”做大总部经济，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考量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更对服务型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一些城市热衷于总部经济，眼睛只盯住总部经济的税收效应、产业积聚和经济幅射效应，而对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隐患熟视无睹，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应该看到，总部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淡漠与狂热的经营思路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只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惜牺牲长远利益的盲目攀比的陋习更应及早摒弃。要看到，过度倾斜的优惠势必导致过度歧视，使得本地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挤压；而总部经济导致的房价、商品消费价格上扬，也会让当地居民生活成本上升与社会福利下降，从而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由于企业“迁都”完全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活动，且多是跨地区运作，如何突破政策瓶颈、避免行政干预至关重要，尤其是有些城市并不具备总部经济聚集的条件，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切实际建设大量的高档娱乐休闲场所和超常规发展一些现代服务业，势必造成极大浪费，也会给城市规划和建设带来负面效应。
企业“迁都”热给政府角色的转变、管理职能的重新定位提出新的课题。它要求政府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改善城市投资的软环境和硬件建设，包括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进入清除各种障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靠制度措施确保与国际接轨。（吴学安）
来源：中国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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