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重要变化，还需继续爬坡升级

　　2013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发展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于近日公布。此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18年年度资料，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情况，系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

　　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7255.8万人，比2013年减少2005.0万人，下降10.4%；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21067.7万人，比2013年增加4726.2万人，增长28.9%。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4931.2万人。可以看出，从2013年到2018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了2000多万，而服务业增加了4700多万，显示就业结构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发生了变化。

　　首先要澄清的是，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不等于中国制造业衰落。2012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比重达到19.2%的峰值，然后从2013年开始一路下滑。但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13年的20.8%上升至2018年的30%左右。显然，这说明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大幅提高，比较明显的原因是机器人使用量大幅增加。

　　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提高，相反，中国制造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201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大约30%，但利润率仅占2.59%，显示出非常低的附加值，很容易被成本上涨进一步侵蚀利润。中国制造业更大比例使用自动化技术仅仅抵消了成本不断上涨的威胁，但并未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与竞争力的提高。

　　另一个数据同样显示了这样的问题。制造业就业峰值出现在2012年，大约19.2%，比发达国家峰值水平普遍低10%以上。201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降至17.9%，当年人均GDP为7329美元，而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重达到17.9%左右的时间分别为2002年和2009年，当时两国人均GDP都超过了4万美元。

　　虽然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远超德国、日本而限制了制造业就业比重，但是，中国在人均GDP仅为德国日本1/6左右的时候，就面临人工成本压力而出现制造业外迁、利润率过低等问题，说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是比较低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成本因素获得全球比较优势。也因如此，十八大以来，要求制造业从重视规模和增速向质量和效率转变，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2013年到2018年间减少的2000多万制造业岗位，被服务业所吸收。公共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比较小，在此期间新增的服务业就业大约6成多来自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其中，主要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带来的增量，比如外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互联网金融、网络直播等。但这些行业的兴旺很大程度上是由补贴推动，而且有一些行业因为加强监管，可能影响就业，比如互联网金融等。

　　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历史经验看，主要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在从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转变时，走向的是高效服务业还是低效服务业。如果劳动力流向了庞大的低效服务业，由于低效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与人均产值增速远远低于制造业，那么，就会拖累整个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拉美、东南亚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2018年，中国服务业贸易有2915亿美元的逆差，显示出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尤其是在专利与金融领域。与此同时，我们的新增服务业主要是生活性服务业，即吃喝购物等消费互联网化，生产性服务业水平较低，所以，中国必须继续依赖制造业换取足够的外汇满足国内粮食、石油以及芯片等大规模需求。

　　2013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发展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压力都很大，创新与开放战略就是为了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提升。但是，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制造业的压力会导致投资疲弱，并通过税收和工资收入逐步向消费领域传导。即使通过信用宽松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条件下，风险过大，重复建设。中国正处于制造业爬坡升级阶段，只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接受经济放缓的事实，因为通过投资刺激增长会进一步打击爬坡过程的制造业，让转型升级的过程延长。我们需要适应并引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推动制造业及经济整体爬坡升级、完成转型。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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