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口低迷、消费又是黏性变量的情况下，投资成为观察判断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关键的指标。而在三大类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成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
9月8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政策公告，强调综合运用加快财政资金下达拨付、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结构性减税、债务置换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强化对棚户区改造、污水处理、配套管网、铁路、重大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的财政支持，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已经下达全年预算的95%，中央基建投资预算已下达96%。紧接着，发改委在9月15日批复了总投资额达161.73亿元的6个基建项目。与此同时，国务院宣布下调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将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降为20%，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由30%调整为25%。资本金比例的下调放大了基建投资资本金的杠杆功能，有助于撬动更多的资金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结构性财政支持计划”是一个中性表述
上述一系列举措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型“结构性财政支持计划”的一部分。尽管经济学文献中对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尚缺乏精确的估算，但诸多研究已经表明，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在经济低迷期要远大于一般时期。保守的测算显示，本轮结构性财政支持计划有望在未来三年每年带动约2万亿规模的投资，这将对稳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新的财政支持计划也有诸多的担忧。大部分担忧源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的负面影响，如投资效率较低，加剧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及使产能过剩更严重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四万亿”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保增长既是紧急举措，也是明智之举。根据清华大学欧阳敏教授和美国阿肯色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四万亿刺激计划在短期内将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提升了3.2个百分点。其他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财政支持计划避免了产出水平的趋势性降低；对比没有政策作为的情形，产出水平则可能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产生下移，造成永久性的福利损失。而且，财政刺激投资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还包括对就业、可支配收入的带动，对金融市场信心的稳定等多个方面。所以，应当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财政刺激计划的得失，对于2008年之后的四万亿是如此，对于现在的“结构性财政支持计划”也是如此。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的基本工具，是一个中性表述。
平稳增长需要基建投资这个支点
当前，全球经济错综复杂，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外部需求依然低迷；国内经济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作为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和社会处在“骑自行车式”的动态平衡之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防止增速断崖式下滑，对于就业、金融、财政、社会稳定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化改革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固然十分重要，但寻找短期的增长支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也是必要的——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尽管基础设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有了长足的改善，但我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未来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恰恰有充分的储蓄资源、剩余产能以及劳动力供给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一边有需求，一边有供给能力，表面上看起来显然应该扩大投资，这似乎是最朴素的经济学原理。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基础设施具有特殊性，一曰外部性，二曰现金流不匹配。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机制，将供给与需求匹配起来。
与上一轮四万亿计划相比，本轮财政支持计划具有若干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四万亿计划不足之处做出的校正和改进，主要变化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本轮计划的规模远小于四万亿时期。第二，本轮计划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更有针对性。项目类型上集中于路桥管网、轨道交通、大型水利工程、保障房建设等方面，不仅避开了产能过剩行业，而且有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地域上也更多地侧重于中西部地区。第三，在融资方式上，四万亿时期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体系，而本轮计划的融资强调优化对金融工具的使用、盘活财政资金存量以及通过PPP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例如更多地依靠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型专项债券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基建项目一般具有投资周期长、收益慢的特点，现金流错配问题比较突出。融资方式的改进不仅有利于基建投资的开展，也有助于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其他实体经济部门。第四，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范了地方债的发型，用市场约束机制来强化财经纪律，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这些机制改进如果能落到实处，将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以往政府主导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