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前主席：商业银行要一分为二中国也不例外

作为一名商业观察者，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观察商业界的种种动向。最近一段时间，有两件事使人留意，它们都和银行有关。

第一件事是个大动作。由一位我熟悉的山西民企老板发起，数家山西民营企业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筹备成立一家山西民营银行。虽然还处在筹备阶段，但它还是足够令人激动。等待多年，中国的金融改革终于开始落地了。

第二件事是个大人物。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来到了中国，并参加了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组织的一场论坛，参与对话者除了沃尔克，还有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霍明德等几位国内的金融专家。对话的主题是“沃尔克规则之后的国际金融秩序”，连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林毅夫、院长姚洋，以及多位金融高官与高管也都特意过来旁听。

这两件事，看起来毫无关联，但细想起来，却都能让人想到中国金融领域里正在进行的改革。

中国人眼中的银行

说银行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保罗·沃尔克。

即使有美联储主席的经历，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保罗·沃尔克这个名字还是陌生了些，远不如他的继任者格林斯潘有名。这不奇怪，因为在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整个八十年代，电视都没有在中国家庭里普及。

不过，一位美联储主席是否著名，远没有他制订的政策重要。就像在这场活动中，参与听讲的北大师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MBA/EMBA教授与学员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所探讨的都是沃尔克所推动的政策，而非沃尔克本身。

直到今天，沃尔克在位时所推动的金融变革，依然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即便是他退休、成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后，这位身高接近两米的巨人仍在推动改变——他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克规则”，这项政策的宗旨，是减少商业银行的风险投资行为。其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以及禁止以这些存款投资对冲或私募基金。

“大型商业银行的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赢利为目标的自营交易，还有一类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做市交易。后一项业务获得政府的资助理所应当，但前一项并不存在社会公益性，同时风险很高，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予以资助。”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演讲时，沃尔克这样阐述“沃尔克规则”的核心。

沃尔克规则的新鲜之处，在于它有可能颠覆国内公众的认识。那就是银行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而要说清这一点，根源在于公众眼中的银行。

即使在今天，恐怕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政府是一回事，银行和税务局、检察院一样，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公众这样看待银行，并不奇怪，它是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共同造成的。

1979年，中央政府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中的动作之一，就是把人民银行一分为四，今天农业、建设、工商、中国这国有四大行，就是当年从人民银行中分立出来的。所以说，公众的看法，在历史上是有根据的。

就现实来说，在国内从事金融行业的相关机构中，国企占据了绝对大多数，商业银行领域就更是如此，几乎是由国企一手包揽的。

不过，这些都是浅层原因。促使国人认定银行等于政府的核心因素，是国内并没有具备绝对公信力的法人，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托底人，对于金融稳定有无限责任。作为掌控金融重要机构的商业银行，就是这种无限责任的承担者。简单说，假如哪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政府将站出来，出资赔付全部的储户存款。

责任与权利

因为承担了无限责任，所以政府就有理由封闭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通道。一个由国有资本垄断的行业，出现了。

在这样一个行业里，竞争显然不是充分的。资本金都是国家的，经理人的职位也接近于铁饭碗，都是自己人，那还竞争个什么劲呢？所以在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运营都是向下看齐的，所有银行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服务策略。这些策略，统统都是有利于经营者，不利于客户。

比如说，只见下调不见上调的存款利率；比如说，小企业贷款的高门槛；比如说，不可商议的贷款利率；比如说，糟糕的窗口服务质量，最后这一条，一定不会有人站出来，声称自己从不曾遭遇恶劣的服务。

垄断、以及单边经营策略，国内的商业银行开始过起了暴利的好日子，光是一个存贷款利率差，就可以让有信息之便的银行稳赚其钱。而接下来，沃尔克所描述的状况则开始发生——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来投机，储户也在承担风险，但储户却对此毫不知情。

垄断，决定了国内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那几家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大银行构成，它们承担了整个社会大部分吸储、发贷、结算的功能。一旦银行在投机交易中失手，那么政府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不出手相助，那么受损的将是政府信用；如果出手相救，那么沃尔克描述的糟糕状况就会发生——商业银行自恃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就大胆进行自营交易来投机，以期赚个盆满钵满。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执行机构的商业银行，在一些时候反过来“绑架”了政府。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沃尔克规则被制定出来，成为了美国政府指导金融业运行的准则之一。

不过，银行拿储户的钱去投机，从而“绑架”政府，倒没有太多要被指责的地方。它是政府要通过金融控制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沃尔克规则，以及沃尔克北京之行的意义，在于启发了国内公众的认识——商业银行，其实就是一个责任与权利的结合体，在中国的特殊格局下，商业银行承担了无限责任，也因此得到了赚取暴利的权利，以及低水平的运营状态。

看法与利益——金融改革的难处所在

要打破银行业低水平运营的状态，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拿掉银行业的准入限制。一旦有更多的从业者进入银行业，服务供大于求，银行就会被逼着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明——在有了数百家国有银行作为竞争者，客户有了较多的选择之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比十年前，服务态度已大为改观。

不过，这样的竞争，还是非常不充分的小圈子竞争。它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改变状况。因为来自同一资方，所以虽然有了几百家银行，但它们还是非常容易在策略上达成一致，形成辛迪加式的垄断组织。

就中国经济而言，我们还真是需要一场彻底改变现状的改革。

金融改革，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声。前面我们提到的四大行分立，就是因为国内出现了财务独立的企业，不再依靠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吃饭，这时候就必须有商业银行来帮助这些企业完成独立核算。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完成了大的飞跃，也走过了几次起伏循环，进入了目前的通胀期。作为商业观察者，我看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主通过经营企业积累了大笔财富，但在一个高通胀的格局下如何处理这笔财富，最理想的方式，只有对外投资一条路。

有提供资金的，就有需要资金的。在供需对等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上存在的各类创新与机会——有模式的、技术的、社会风潮带动的、政府影响的，只要有资金支撑，就可以找到用武之地。这些机会，正是中国经济在下一个乃至下几个周期里的希望所在。

可惜的是，政府对金融的高度管制，逼迫着供需双方只能以曲线甚至地下的方式进行连接。这里面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政府对货币安全的考虑。在银行业里，信用不是简单的承诺，它在危机时刻，需要有资本为承诺买单，这个实力，中国政府显然是有的，民间资本做的到吗？

答案可能不是简单的有或没有。不过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事实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已经出现了大批经营得当，现金充裕的大型民营资本集团，我们在开头提到了那些山西民企的老板，就是这些民营资本中很普通的一批。对于沃尔克所描述的商业投机行为，这些从一线摸爬滚打了十几甚至几十年的老板们，对于风险的认识至少不会比有恃无恐的国有银行更模糊。

另一个让政府迟迟不做金融改革的原因，则来自于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担忧。因为这显然意味着政府对国内经济秩序的控制能力开始下降，更直接的现象，就是人们为民营银行因浮动而产生的高存款利率、低贷款利率而拒绝国有银行。这当然不是中央政府愿意看到的事情。

不过，第二条理由显然不够冠冕堂皇，所以一旦有一个稍显开明的革新政府出现，相比政治制度，中国的金融改革倒还真算不上改革的深水区。民营银行，还是如同春日青草般冒出了头。

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所组织的这类活动之后，或许有很多听到沃尔克声音的诸多MBA/EMBA学员、教授、企业人士会在心中有更多的思考。在中国真刀真枪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盼望民营银行做得更好，更盼望中国的银行业发展得更好。套用伟大领袖名篇《别了，司徒雷登》的结尾，本文的结尾不妨这样写：沃尔克来了，金融改革也到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来源：中国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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