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的高利贷将随政府投资收敛而式微

　　资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高利贷泛滥的土壤。我估计，一半以上的高利贷资金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最近8年，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公共投资的高速扩张，它使得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已经从属于财政，因为它是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尽管世界各地房地产市场支离破碎，但这种地价上涨的预期在中国仍然非常强烈。这从需求面推动了中国的高利贷泛滥。

　　在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后，由于存在“漏损机制”，一些拥有大量现金的中央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准金融机构（许多中央企业都有各自的金融子公司，包括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它们成了资金的掮客，借助自身的融资能力，赚取利率上的差价及中介抽成。

　　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也“绑架”了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尽管通胀已非常严重，但仍不得不将政策利息率限定在很低的水平，负利率使得储户深陷货币贬值的恐慌之中。大量资金从商业银行“脱媒”，通过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工具以及灰色资金市场为楼市供血。

　　从另一个层面看，资金分配体制成为高利贷泛滥的催化剂。中国宏观当局为了抑制通胀，采取量化紧缩的手段将银行体系20余万亿的资金锁定。过去两年中，中国新开工的计划投资规模已经累计高达经济总量的1.2倍，它们对于银行信贷需求刚性，银行依靠向资金紧张的借款人发放新的贷款来防止原有贷款变成不良贷款，这是体制使然。中国的资金分配体制的必然结果是，只要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强劲，私人部门从正规金融部门受到挤压的程度就越强烈。

　　最近在某省调研发现，政府基建大项目将企业挤出得很厉害，这远比高利贷的伤害大得多：各个副省长牵头召集辖内银行，信贷额度先保大项目（公路、电站、机场等）；剩下的额度，银行再向省内几个大企业倾斜；其他的企业就只能是残羹冷炙了。我想，其他省可能情况差不多。

　　扩张的财政支撑着公共投资，顶住了成本，挤占了企业部门的资源，而量化紧缩在扭曲资源配置体制（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客观上赋予了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相对于民间经济更大的资源优势，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和通胀压力，挤压经济中最有效率的私人部门。

　　为抑制高利贷泛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它们目前的职能只能在围堵规范等层面着力，无法触及体制的根本。

　　在我看来，只有财政从扩张开始收敛转至中性，高利贷才能从根本上失势。如果中央政府容忍经济减速的决心比想像的要坚决，楼市将失去土地财政支撑的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失望的情绪会主导地产市场，开发商去库存或会导致楼价以比预期快的速度下跌，而高利贷将失去滋生的土壤。同时也只有在紧缩财政下，货币政策结构调整空间才能被释放。

　　在抑制资金流向政府活动的前提下，应该有计划地取消信贷配额制和下调存准率，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经济将更可能被导向软着陆。因为随着成本下行，企业部门投资意愿的恢复上行，将逐步平滑政府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行的影响。而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这都是形成通胀治理的正向经济逻辑。

　　与此同时，应上抬长期低位徘徊的政策利息率（特别是储户的存款利息率）。从经济逻辑上看，加息是改变货币条件，货币条件决定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实质性地决定信贷条件的松紧。当货币条件收紧，引致资产价格下行，即便没有信贷额度的控制，对于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也是实质性的，资产价格下行而致真实杠杆率上升，借贷人的能力才能被限制住。

　　最近在主动和被动因素的推动下，政府投资降速已成加剧态势。这是一个良性的开端，中国的宏观当局应坚定既有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判断，我认为中国的高利贷泛滥态势已近尾声。

来源：解放网-新闻晨报 作者：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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