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信贷调控目标明确:社会融资替代货币信贷

2010年12月及全年经济运行数据公布之际，又见货币政策工具突然祭出。2011年1月20日起，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货币政策进一步向紧缩转变的“发令枪”。

“发令枪”之后，中国银监会2011年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主持的2011年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接连召开。

这两次重要会议仍未提及“全年信贷规模”，但今年信贷调控目标已相对明确。

温家宝总理强调，“一季度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防止年初信贷的非正常投放。”这样的表述中，信贷依然是严控对象，但“社会融资”取代了既往常用的“货币信贷”。而银监会的年度工作会议则点名地方融资平台、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等社会融资形式。

两次会议的新闻通稿均提及“宏观审慎”原则。而“早在央行召集各商业银行政策吹风时，就提出了以社会融资总量、银行信贷这两项比值为核心的宏观审慎架构，这两次会议是从银监会和中央政府的层面做了确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综合处某处长1月19日向本报记者分析道。

动态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

宏观审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其作为一项货币政策调控原则被国内各界反复引用。“但在信贷狂飙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无从谈起。去年年底信贷开始刹车以后，想想今年的信贷以及货币政策取向，这个原则无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

对此最重视的应是央行。央行直到今年1月接近尾声，仍未设定全年人民币贷款规模，正令各界猜测之时又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概念，并最终获得中央政府认可。这让人突然发现，央行严控信贷以来，社会融资并未停歇，证券、信托为主、其他直接融资渠道为辅，很是火爆。

以债务融资工具为例，根据多方测算，2010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通过超级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集合票据等债务工具，累计融资超1.5万亿元。而2010年前11个月，内地股市增发等再融资共计3313亿元。

“银行理财产品也异常汹涌，市场上的相关产品保守估计也超过了8000只，募资规模应该在7万亿元左右，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总量相当，潜藏风险较大。”巴曙松认为，这些表外融资的增长速度，更能反映整个宏观经济的“热度”。

因此，央行提出，以社会融资总量与银行信贷这两项比值偏离其长期趋势值的程度，来反映整个宏观经济热度的状况，以增强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这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中，调整重点是具体的金融机构对整体偏离度的影响。对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金融机构要给予较高的宏观审慎要求。”前述央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这一原则下的工具包并不完备，仍在渐进式完善中，但肯定会包括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央行公布的计算公式，银行上缴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于按照宏观稳健审慎要求测算的资本充足率与实际资本充足率之差，再乘以该行的稳健性调整参数。

而且，这一工具不但是动态调整，还将按月测算，使用频度以及力度可以想见。“这使得信贷调控更具预前化和内部化。”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综合处姚勇处长向本报记者分析道，这个工具将对银行贷款业务结构产生影响。“放同样数量的贷款，因结构不同，贷款占用的资本是不同的，风险权重大的资产占用的资本多，于是，银行必须精打细算地调整业务结构，不然就会被差别上缴存款准备金。”

央行警告，凡是被要求上缴差别准备金的金融机构，应及时调整自身的信贷投放。否则，央行就“可能会在存款准备金的利息上采取相应的差别政策。”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监王抒雅向本报记者透露。

统一存款准备金率或将出尽

央行在相关吹风会上还表示，窗口指导、定向央票、信贷规模控制等工具的使用将更为频繁。对此，市场人士普遍不看好。比如，不少债券分析师就认为，目前央票发行已经很不顺利。

“银监会2010年开始被赋予了信贷投放的调控职能，这是中央政府对其在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微观风险监管方面指标及手段的一种肯定。于是，腾出手的央行和屡屡得手的银监会，都开始创新调控工具。但这些调控工具并不是充分的市场化工具，其行政化导向常常强于市场化导向，令市场思稳情绪牢固，对货币政策大转向有恐惧。”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

工具之忧并不是市场单方面的意志，也是央行内部的重大争论之一，争论焦点之一就是统一存款准备金率。

1月20日的调整实施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9%的历史新高——此前最高是2008年的17.5%，中小型金融机构也达到了15.5%的高位。

这已是2010年1月以来央行第七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无限逼近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极限——央行内部较为认可的学术理论上限是23%。

这种情势下，“由于对存款准备金不支付或支付很低的利息，存款准备金就相当于央行对金融机构征收的一种‘税’，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税率，税负由金融机构、存款者和借款者共同承担。”前述央行货币政策司人士表示，统一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增加金融机构的运营压力，进而鼓励其表外业务的过度扩张，“现在理财产品、委托贷款和信用卡业务的火爆正能说明这一点，从而弱化了货币控制的效果。”

姚勇则认为，统一存款准备金率走高，可能导致存款者和借款者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信贷资金配置会被扭曲，从而间接增加金融机构的运营压力，且无法最大化回收流动性，实现货币控制的效果。

许多欧美国家已经取消或淡化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而中国，“目前统一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接近出尽，可能会通过提高准备金存款利率、增大利差或者提高贷款利率来实现效果平衡”。前述央行人士的此番分析，与不少市场机构预测的统一存款准备金率今年还将有1～2次上调颇为不同。

“这就要求监管当局的风险控制思路，朝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调整。他们需要关注银行的资产分类和迁徙情况，对迁徙率等指标进行监控。”王抒雅认为，没有精细化管理，银行体系内将可能出现结构性流动性紧缺的潜在问题。

更为紧要的可能是，监管当局最为关注的风险点——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相关贷款，可能产生四处烽火。

屈宏斌认为，2010年12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销售明显回暖，对通货膨胀和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在层层加码，“这已不是目前的差别化房贷政策可以调控到位的，需要整个货币和信贷政策的全面审慎”。

来源：中国房地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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