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虽然中国的大多数民众还比较贫穷。在世界500大企业名单中挤进去了不少中国公司,虽然它们是国有垄断企业,把消费者押为人质。但不管怎样,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也因此成了世界大国。
在这个似乎的“盛世”,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在宣传机构的欢呼声中,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隐患,并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两个杀手在行动中,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他们的生存条件。
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的一个致命问题是不纯粹。经济总是与权力相勾结,更准确地说,权力总是蹂躏经济,而经济不得不向权力献媚。把“经济”换成其他行业也同样成立。虽然说是“勾结”,却不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合谋,经济或其他行业受到胁迫,没有选择。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
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商人的活动是被官吏控制住的,他被官府看成小伙计,官僚阶级可以利用他的活动,并从他身上挤出油水来,为他们自己或为官府谋利益。
引文出自首次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这种情况到现在没有改变。权力容易腐败,腐败压制创新。费正清的话可以由郑筱萸案得到证实。郑筱萸曾经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2007年被判死刑。在他的领导下,药监局在2004年一年批准10009种“新药”,其中不乏假药、劣质药。平均每12分钟,郑筱萸签字批准一种新药。“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同样在2004年,美国FDA仅受理(不是批准)了148种新药申请,而美国的药品研发能力更大。郑筱萸被捕后,每年新批准上市的中成药仍有数百种,累计已有上万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投资开发真正的新药。药监局只是众多审批部门中的一个。
审批的利润巨大。官员无本生利,坐地收钱,对顾客的态度经常还极其恶劣。审批成了商业链条中的一环,但只是权力商业的唯一一环。为了获得审批权带来的利益,官方机构就必须设立更多的障碍,制造更多的环节。实际上,官员们已经把公共权力机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贪婪的商业机构,用权力换取金钱,还严重缺乏服务意识,只因为他们垄断了权力,别无二家,还可以使用暴力。“合法”暴力在房屋拆迁中非常明显,房主失去的利益归政府、黑社会和开发商所有。在中国,权力机构直接经商是名正言顺的。它们出售的商品是权力。
扼杀创新能力的不仅是学校、科研院所,它在经济领域也遭到追杀,原因都是权力的滥用。反过来,因为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暗淡了许多。山寨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官商同体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洋务运动没有把中国带进工业文明的原因。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进步更快,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中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在20世纪的落后与蒙昧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官商同体带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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