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补充去年因刺激经济增长大举放贷而下降的资本金水平,各大银行在6月来临之前宣布了规模总计超过5000亿元的融资方案,其中包括300亿美元的农行首次公开募股。除了制定再融资方案,上半年银行业忙碌的另外一件工作则是房贷压力测试,各行公布的结果称,可承受房价下跌30%-40%的水平。这两件工作具有共同指向未来的某种关系,比如说对经济二次探底的未雨绸缪。
让人不安的是,中国银行[4.08 -0.24%]业监管与房地产调控有着类似的一面:地产业总是在一次次过热的担忧中被政策约束,然后重新上涨,直到吹大地产泡沫。同样,国有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剥离巨额不良资产,并完成财政注资后,推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现在,它们又要融资。
这个过程处于经济上行周期以及低利率、投资过热的环境中,因控制风险的需要,监管部门不断提高资本金率约束,银行就不断有再融资要求,使得规模日益膨胀,而这其中的风险也不断积累。这种不加约束的信贷规模膨胀且事后监管的做法,可能无助于改善银行业的风险控制水平,并产生对资本市场输血的过度依赖,具有泡沫特征。
因此,尽管拿出了全球最佳的一季报,但银行股并不受欢迎。目前,银行股加权平均市盈率为9倍,低于次贷危机发生后市场最悲观时的水平。这不仅是再融资对市场抽血的反应,更是各方担心银行业未来业绩不确定性的结果。去年发放的近10万亿贷款主要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与地产业,目前,这两个具有风险的领域被政策严格控制,这意味着风险的积累,根据花旗集团分析,庞大的地方融资在2011年前可能有22%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
据悉,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推行逆周期资本监管。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是,严格而又缺乏弹性的金融监管标准让陷入危机的银行不得不抛售资产补充资本金要求,从而不利于渡过危机。逆周期监管意味着在经济扩张期,要求商业银行累积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衰退时期的需要;在衰退期适当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正是遵循这一思路,银监会在2009年下半年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8%的底限差别化提高到10%和11.5%。
而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也不能反应周期性风险,因为现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缺乏动态性和逆周期性。当经济逆转为下行之时,贷款质量可能出乎意料的恶化,尤其是地产、钢铁、水泥等周期性行业以及一些没有收益保障的地方政府贷款。而静态房贷压力测试的局限性以及坏账评估的内部弹性,表明繁荣期优质数据并不代表高抗风险能力。因此,提高拨备率并探索跨周期拨备可能提高抗风险水平,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背景之下。
实际上,迫切需要理顺的是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与监管之间的关系,总不能一方面为防范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在地产泡沫、产能过剩以及投资过热的背景下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奉行金融为增长服务的理念,即货币政策具有增长导向,包括货币监管也服从于增长需要。必须指出的是,总量监管的方式可能并不足以有效的防范市场风险,还必须不断提高商业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以及风险治理水平,历史上大多数危机都是由过于冒险的市场行为与缺乏监管造成的,而中国也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来源: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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