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业纳税百强看“中国智造”前景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迈向智造化进程中持续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同时，随着要素成本的快速增加，我国制造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和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已成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发展要求的战略选择。

　　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2011年~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缴纳税收13707.8亿元，占全国制造业税收的33.1%，年均增长5.4%，税收收入稳中上升，且略高于全国制造业税收增速，显示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成效。

　　税收新旧动能转换，经济换档升级进程加快。2015年，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中，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企业1133个，税收规模2223亿元，年均增速6.5%，超过分省纳税百强税收整体增速1.1个百分点。

　　机器换人促进减员增效，人均税收稳中上升。2015年，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户均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3350万元，年末人均固定资产设备占有额26.9万元，比2011年增长9.3%，人均税收17.8万元，增长29.2%，机器换人促进减员增效效果明显。

　　中西部崛起，科技创新助力企业提升营收创税能力。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后来居上，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科技研发费用占比由2011年的37.5%提高到2015年的44.6%，为我国制造业新红利的释放提供了广大空间，促进了创税能力的提升。2015年，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费用870.5亿元，投入强度3.8%，比2011年提高0.9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创造的税金由2011年的8.3元提高到10.1元，增长21.7%。

　　出口市场逐渐延伸，走出去战略促进国际实力提升。在调结构的稳步推进下，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出口格局明显改变。从出口行业看，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3个高耗能行业，企业个数分别由2011年的114户、67户和54户相继减少到2015年的83户、56户和24户，下降27.2%、16.4%和55.6%；代之而起的医药、计算机通信设备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制造出口企业分别增加到2015年的114户和108户，分别增加32.6%和35%。

　　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主要成本迅速上升，人口红利价格优势逐步消失。近几年来，我国制造业各项主要成本迅速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受人口结构变化推动工资水平上扬的影响，呈现单边上扬的趋势。以个税增幅为例，2015年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人均缴纳个税5212元，近3年平均增速12.2%，比上年实际增长8.2%。而相关数据显示，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有限。

　　核心技术严重缺失，是制约转型升级的主要硬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部分核心技术、系统软件、关键零部件和高端装备仍然依赖进口。从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看，2015年，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进口设备进项税占比由2011年的8.7%提高到14.8%，4年间提高了6.1个百分点。从研发费用投入看，2015年科技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0.6%，虽比2011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过剩行业产能拖累，去库存与去产能将长期并行。从全国制造业分省纳税百强行业榜单看，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逐渐相继退出，部分过剩行业仍然名列在册。例如，水泥制造、炼铁、炼钢、铁合金冶炼、铜冶炼和铅锌冶炼6行业，入围2015年全国分省纳税百强的企业289户，面临着结构转型升级的进一步调整。

　　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前景广阔

　　——供给侧发力引导企业打造品牌。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鼓励和帮助企业走创新之路，实施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产品转型和品牌打造，引导企业以品牌建设带动产业集聚，以品牌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以品牌建设拉长产业链条，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双升级，塑造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供给体系，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

　　——落实扶持政策化解转型成本。面对制造企业走向研发智造的新常态，各级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扶持政策力度，支持制造业智能化更新改造投资，包括鼓励企业投入研发支出，落实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修订完善节能环保专用设备税收优惠目录，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全面引导产业链纵深化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应全力引导相关制造企业，加强具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提升制造工艺及服务品质，从价值链中间环节向技术研发、产品精深加工、废旧产品回收、品牌培育和售后服务等价值链两端延伸，实现价值链条延长和链位升高，调动价值链各环节行为主体的积极性。

　　——加快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应加强政策体制建设，加快信息化人才培养，努力完善信息化和工业化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大经济、民生、能源、交通、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信息化改革力度，为整体经济转型升级和两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体制保障。（和建英 于晓成 本报记者 李长江 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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