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联合举办“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5新兴经济体智库峰会。与会专家就中国“十三五”期间的新趋势、新结构和新动力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把握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1。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之中，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震荡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如何促进经济转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姚申洪指出，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特别是近两年来，发达经济体除了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外，欧洲经济增长处于低速水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重周期重叠，包括经济周期、技术革命带来的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周期，以及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折时期，由此形成了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大国际环境，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三是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全球的产业深刻变革。正在孕育中的新工业革命，对包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竞争格局以及经济转型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2。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全面增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中上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二是居民消费率偏低；三是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滞后。

　　《全球化》总编辑牛铁航认为，过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来临，经济增长速度到了一个瓶颈期，例如国内消费不足，投资乏力等。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情况不同。例如，中国需要更多的资本、人力资源才能达到过去的增长水平。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的瓶颈，包括环境、制度、资本，以及市场结构等。

　　3。中国经济转型呈现新趋势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增大，但是经济转型也呈现出了新的趋势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仍然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是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有望形成制造业新的优势；二是在户籍改革驱动下，加强城镇化转型，使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差距从目前的17%缩小到10%左右；三是消费结构正属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估计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到今天，世界经济仍然呈现失衡状态。从世界各国经济来看，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尽管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将作出巨大的贡献。

　　牛铁航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下应该实现三个理论突破，一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向国民生产总值GNP发展；二是把过去传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BOP国际收支统计管理；三是从货币到资本的发展。中国经济要从国内经济跨越国界走向全球，融入全球化进程。

　　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结构

　　1。加快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结构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期间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上一个新台阶。第一，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估计服务业比重提高到55%以上，同期，生产型服务业从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使服务业成为引领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第二，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估计“十三五”期间，每年消费以8%到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有可能达到50万亿元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60%—65%左右。第三，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估计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12.3%提高到2020年的20%左右。从而使中国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着结构性矛盾

　　常修泽认为，中国存在三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一是国有与民营的失衡。在国有资本投资比重较高的行业，民营经济占比基本是微乎其微，最多的占20%，少的只有百分之几。二是国富与民富的失衡，这些年GDP增长强劲，但劳动者报酬占比却不断下降。三是国调与民放之间的矛盾。国家宏观调控很重要，但要加快放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土耳其央行高级经济学家戈梅兹认为，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产能有所过剩，投入的资金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益，这是由于制造了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一个世界级的问题，对全世界的稳定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管理好人民币，不仅关系到中国，还关系到国际层面。

　　甘肃省社科院院长王福生认为，中国西部地区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体制矛盾，一是经济发展主要以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基础，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没有改变；二是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占比较少；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与东部差距不断扩大。

　　3。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姚申洪认为，今后中国更需要加大结构性的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服务业引领，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向中高速转变，推动经济结构向中高端跃升。

　　王福生认为，下一步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转型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一是解决调整产业结构的体制障碍；二是解决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三是解决深化体制改革的障碍；四是解决制约要素市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五是解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障碍。

　　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1。形成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实现经济转型需要形成新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很大空间。而新动力的形成，很大一部分还是追赶性的增长，但要从过去数量型追赶转向质量型追赶。从国际经验看，这个转型过程比较慢，需要一定的时间精耕细作。

　　山东社科院院长张述存认为，经济转型下的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领域、范围很多，重点也不少，通过改革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目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2。形成创新驱动的大环境

　　刘世锦认为，创新是一场马拉松的赛跑。目前“互联网+”这类的创新，多数是替代性的增长。比如网购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传统的商业增长速度在下降。综合来看，高投资的回落很快，但是减产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比较慢。如果这两者衔接不好，今后一两年很可能出现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如果企业效益持续下降，金融风险有可能加快暴露。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特别要关注企业利润率，因为企业有了利润，就能稳定就业，就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风险防范也就有了基础，职工收入也能提高。应该说，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

　　杜传忠认为，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创新，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成果的转换。对中国而言，需要重构新型的创新体系。重组现有的创新资源，改变分散的创新网络和体系，按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要求和逻辑重构国家创新体系或者是区域创新体系，包括高等院所、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基地等，形成新型的创新体系，提高创新效率。尽快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

　　3。纵深推进简政放权

　　魏礼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体制改革还处在攻坚期，动力转化仍在过渡期，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破解改革发展的难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创新和完善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开拓更大的空间。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形成转型改革大环境，重在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一是激活市场、激发企业。例如，要尽快实行企业自主登记制度，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不用或者少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行为。二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形成有利于市场平等竞争、透明度高的市场经济发展大环境。三是推进监管转型。放管结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以监管为名增加企业负担。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监管体制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研讨会综述檀怀玉 任喜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