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能源技术、能源消费和能源需求观念也在不断变革。人类在能源消费方面已经达到高度发达的地步，现在消费的能源总量大概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200倍。2012年全球共消耗178亿标准煤的原料，其中主要为化石能源的消耗。但是化石能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近十年来，煤炭的产量已经明显下降，石油和天然气若没有新的能源发现，也只能维持50年左右。因此，走可持续能源发展之路势必要进行能源消费方式的变革，要进行能源转型。

　　现状

　　对化石能源的主导性消费，导致了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污染物占全球污染物排放总量的90%左右。化石能源用于发电、交通运输的污染物排放量也达到了80%，同时它们也是构成PM2.5的主要气体。今年4月13日，联合国IPCC政府间机构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4年，温室气体排放中47%来自于能源的供应者，30%来自于工业，11%来自于交通运输。该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能源需求量的增加和全球原料结构中煤炭比例的上升。由此可见，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问题越来越严重。

　　不仅如此，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分布很不均匀。从产量来讲，以石油为例，每天有3000多万桶的石油消耗量，其中1000多万桶产地是中东，650万桶产地是非洲，300多万桶产自南美，500多万桶产自俄罗斯。从用量来讲，57%的石油要出口到亚洲，亚洲已经成为石油消费大户，占到全部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我国的石油能源需求量是每日710万桶左右，约占整个亚洲石油消费量的40%。因此，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无论是能源的生产还是消费，都是不平衡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

　　全球能源结构问题导致了生产消费不均、化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面临这些挑战，我国的能源是怎样的现状呢？到2050年，化石能源将成为能源构成的基础，煤炭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的天然气，也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核能发展，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在未来十年恐怕都难以复苏。

　　第22届世界能源大会相关信息显示，到2050年能源系统的复杂度将比现在大大增加，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比重的增加，将使能源系统机制的成本显著提高。而现在有些企业已经降低了成本，比如，原本成本是1元钱的振发光伏能源，现在成本做到了0.6元左右，这是个很好的发展。假如光伏能源的成本下不来，可再生能源想扩大规模，是很难做到的。

　　西方国家是近年来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欧盟、美国、日本与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三个金砖国家相比，他们的能源生产基本上维持不变，但是消费下降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就预示着将来全球的能源消费需求，将向金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我国能源消耗又以化石能源为主，伴随能源消费中心转移而来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气候问题和应对压力的加大。随着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突出，发展清洁能源的需求将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也将随之升高。

　　中国能源问题专家周大地指出，近几年，天然气产量增长较快，随着“西气东输”、“川气出川”、“东海天然气登陆”等重大工程的逐步完工，未来几年，我国天然气产量还将有较快的增长。但由于我国天然气资源远离主要消费市场，加之我国天然气资源中“三低”（低丰度、低渗透、低孔隙）资源比例较高，开采成本和运输成本较高，国内资源可能提供的天然气生产高峰目前估计将低于2500亿立方米。

　　总之，化石燃料的国内生产能力虽然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是难度加大，成本上升，总量也难以满足需求的持续增长，必须要开发有效的替代能源，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挑战

　　随着我国铁路营运的发展，目前电气化程度为50%，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水平。高速运行的里程将近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城际间的高速，也居世界领先地位。我国GDP居世界第二，但能源生产和消费已经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家。2012年，我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是651亿美元，全球第一；2013年，非化石能源的装机达到3.89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的31.6%，其中水电、风电装机居世界第一位。非化石能源的发电总量为1.18万亿千瓦/时，占整个能源发电总量的22%，也就是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整个发电量的1/5。2013年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已经由2012年的8%，提高到9.8%，而这1.8个百分点，是由清洁能源贡献的。由于这个比例提高了1.8个百分点，所以氧化物的排放指标，降低3亿吨，清洁能源的占比也随之超过了5%。

　　我国能源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分布不合理，京津冀发展区域和长三角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电装机分别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13倍和20倍。沿长江，平均30公里就有一个电厂，从南京到浙江，平均10公里就有一个电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个区域，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8%，但却消费了全国煤炭的43%，单位面积的污染物排放程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30%。

　　另外一个挑战是能源强国存在“软肋”。2010年按当时的市值计算，我国创造的GDP占世界的9.5%，和日本相当，但是我们消耗了全世界能源的1/5还多，是日本的5倍。GDP和日本相当，消耗的能源却是日本的5倍，而且我们的消耗总量超过了美国，但是经济总量仅仅是美国的30%，由此看来，我们的能源强国，是很不合理的。一个国家的能源强度，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能源构成和能源利用效率这三个要素。所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能源强国的发展是相当有影响的。而我国能源的另外一个状况是，管理条块区域分割，由于错综复杂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很深的矛盾积累，价格机制不完善，管理薄弱，互相扯皮的现象严重，服务水平就更谈不上了。所以，体制、机制的约束，已经成为我国能源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提出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我国能源还面临着化石能源占有量少、消费量大的挑战。我国的能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全球的人均占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不到10%；但是人均消费量却在逐年提高。

　　由于人均占有量少，消耗量大，显然进口量要增加，2013年我国的煤炭进口量是3.24亿吨，石油是2.58亿吨，天然气进口530亿立方米，比例分别是8%、50%、31%。如果说能源进口超过50%就会存在风险，那么我国对于石油进口的依赖会有一定的危险。

　　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史立山指出：“一个是气候变化引起的绿色能源革命的挑战，另一个是传统能源合理有效利用的难度很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肯定还是以常规能源为主，特别是以煤炭、石油为主，目前还找不到很好地提高能源效率的途径。同时，我国在能源研发技术进步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中国能源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空气污染严重。我国PM2.5的增加值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1990年到2010年，全球的PM2.5增加了10%，其中一半是中国贡献的。

　　相关生态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开采1万吨的煤，要破坏掉2.5万吨水资源，形成的土地塌陷面积为0.2公顷。最近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工业和人为的原因，造成16%的土壤污染。水资源也是很头疼的问题，我国整个水资源的总量为2.8万亿，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距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低。而且，水资源的分布也严重不均，有水的地方人少，无水的地方人多。而且产煤也要浪费水，要破坏和污染水资源。还有就是碳排放问题，我国早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其排放量占到世界排放总量的30%以上，人均排放量也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底线。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每个人每年要消费大约2.7吨标煤，城镇居民的人均能耗是农村居民的3.5倍。城镇化引起的人口迁移，将带来更大的能耗。我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000万左右，这么多新增城镇人口必将引起能源消耗的增加。

　　转型

　　要应对这些挑战，突破这一系列瓶颈，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在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进行根本性变革，并树立新型的能源安全观。新型能源安全观包括：能源环境与生态安全、供给安全、能源科技和能源机制安全以及能源分配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这四方面。而传统的能源安全观，则仅限于供应安全。尽管风电的装机容量、水电的装机容量和光伏产业的发展都很快，但是如果成本下不来，不具备经济性的话，也难成大气候，发展不会长远。所以，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新的能源安全观，而且应该把环境与生态安全放在首位，实现能源工业的科学化、低碳化。

　　我国历届政府一贯高度重视能源生产安全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特别是近两年，中国政府对小煤矿管理措施有力、责任追究严厉，但仍然难以很好地解决煤矿安全问题，事故依然不断。除了管理水平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以外，各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要准确预测预报煤矿瓦斯赋存、突出规律还缺乏足够的技术保证，也是其重要原因。目前，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煤矿安全的技术研发投入，同时采取各种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不断加强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淘汰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我国的煤矿单位产量事故死亡率已逐年明显下降。

　　除煤炭开发引起安全事故以外，近两年石油天然气开发过程中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重庆开县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促使所有的能源生产企业都进行了安全生产的检查，以加强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处理突发事故的能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中国能源的安全生产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将成为各种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作为国资改革的重要一环，电力改革也“呼之欲出”。国家能源局今年1月末公布的《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就指出，要“尽快出台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意见，积极支持在内蒙古、云南等省区开展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同时，积极推进电能直接交易和售电侧改革，并探索灵活电价机制，推进输配电价改革。

　　要想实现这些目标，达到新型能源安全，需要靠科技驱动、科学开发、全面提质、输入优化、转化升级和节能降耗做支撑。科技创新，应该开展一些共性的技术攻关，提高社会的多产化能力，加快能源技术革新。优化布局，要大量提高科学产能的比重，对不同的产能，采取不同的政策。全面提质，产用要结合起来。比如北京主要是以动力煤为主，所以对煤要提出一个标准，实现对口使用。输入优化，是把目前以煤为主的输入格局变成煤电共输。转化升级，就是要走科学规范的路子。煤的节约高效利用是实现能源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国家能源多元化、绿色化和低碳化的必然趋势。此外，还要有能源替代和市场观念，要有经济性能，同时，还要注重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的扶植，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如果没有国家长期高度扶植是不行的。实现我国能源安全还应控制石油进口量，使能源消费结构合理化，寻找替代能源，并且建立开放的能源安全体系。

　　四川省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处处长李明騄说：“对政府来说，改革首要的目的是保障能源安全；其次是保障能源供应，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公司来说，改革就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对用户来说，那就是提高服务和降低价格。不同的立场表现出不同的诉求，对改革的目标也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

　　当今能源不可能满足长久的发展需求，必须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进行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若不能完成能源转型，那么化石能源消耗完之日，就是地球毁灭之时。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精细化的新时期，任何一项细则的决策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改革政策的全面评估，也很难做到细致入微，“忽略”与“分歧”反而是推进改革事业不断完善发展最好的动力。

来源：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