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镍行业40余年嬗变史

　　在过去40余年中，镍行业经历了重要的变革。生产技术的进步、对早已探明矿藏的开采和对ESG问题的不断关注，共同重塑了这个行业。在法规监管、社会关注和标准进步的驱动下，很多镍生产国的环境保护得到显著改善。

　　新镍资源发现有限

　　在过去40余年中，镍行业几乎没有重大的新资源发现，而已有镍资源则在亚洲蓬勃发展。在硫化镍矿方面，加拿大威奥兹湾（Voisey’s Bay）镍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源发现。印度尼西亚韦达贝的红土镍矿发现于1996年，是新近发现的几个大规模矿藏之一。

　　自1990年以来，全球镍矿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4%，超过全球GDP的增长。长期跟踪研究表明，随着镍矿的开采不断增长，镍矿品位逐渐降低，但是加拿大硫化镍矿资源的品位保持了稳定。硫化镍矿资源量大致保持了稳定；红土镍矿资源量在商业化开采之初就已经基本明确，随着持续的开采生产，资源量出现了下降趋势。

　　镍生产技术实现迭代完善

　　已有镍生产技术在过去的40多年中实现了显著的进步和完善。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红土镍矿上层褐铁矿（Limonite ore）的高压酸浸（HPAL）技术得以改进并重新应用。该技术于1959年最早在古巴应用，此后长期处于休眠状态。21世纪初，澳大利亚实施了一批新的HPAL镍生产项目，只有一个项目获得了长期成功。后续几代的HPAL项目在菲律宾、新喀里多尼亚、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得到了应用和拓展。

　　另一个关键的镍生产技术创新是应用于加拿大威奥兹湾（Voisey’s Bay）镍精矿的氯化物辅助加压酸浸技术（Chloride-assisted acid pressure leaching）。虽然镍精矿的浸出技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长港（Long Harbor）镍矿项目则标志着第一次把氯化物用于在酸性溶液中对硫化镍矿进行浸出。酸浸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就有的概念。

　　镍生产技术最重要的变革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当时镍价高企。低镍含量镍铁合金的涌现，如含镍生铁（NPI即Nickel Pig Iron， 镍含量低于15%）。中国技术人员开始对电炉进行改造，利用进口镍矿生产含镍生铁（NPI）。NPI的生产随着回转炉电窑（RKEF即Rotary Kiln Electric Furnace）在印度尼西亚的应用而快速扩张。RKEF曾长期被应用于从红土镍矿腐殖土层（Saprolite）生产镍铁（FeNi，镍含量高于15%）。通过改造，该技术被用于从中等品位（镍含量1.6%~2%）的红土镍矿生产用于不锈钢行业的铁合金。

　　含镍生铁（NPI）产量的增长，降低了不锈钢行业对一类镍的需求量。然而，随着电池级镍材料需求的增长，一些NPI和FeNi生产企业开始通过在工艺流程中加硫的方式生产高冰镍（Nickel Matte），并率先在新喀里多尼亚项目实施。

　　新近，一种新的中间体产品氢氧化镍钴沉淀（MHP即Mixed Hydroxide Precipitate）获得了需求增长的动力。MHP通过HPAL技术生产，成为电池材料生产商偏爱的原料，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因为MHP在电池材料生产中，提供了比纯镍金属更具成本效益的技术路线。

　　化学品管控法规

　　对镍行业尚保持理性友好

　　镍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第28号元素，具有显著独特的环境毒理学和健康毒理学特性。联合国统一化学品标签制度（GHS）明确了镍金属和硫酸镍、氯化镍、羰基镍等主要镍化合物的环境危害和健康危害。

　　对包括镍在内的化学物质管控，法律制度的设计思路长期以来存在基于危害的管控和基于风险的管控两种路径。单纯基于危害的化学品管控，极易诱发脱离现实、有失偏颇、因噎废食。国际镍协会及其成员公司积极倡导基于风险的化学品管控法规，通过长期扎实的镍毒理科学研究，科学阐释不同镍化合物以及镍化合物不同形态的毒理特性，结合镍暴露场景、镍暴露路径、镍暴露剂量，探索合理的镍化合物风险管理措施。

　　化学品的风险管理措施包括登记注册、评估、许可、限制等，非常全面地体现在欧盟REACH法规中。对于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的化学品，比如汞，欧盟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一样，会严格限制使用。

　　合理的化学品风险管控措施依赖于科学细致的风险评估。国际镍协会及其成员公司长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镍毒理科学研究，与欧盟化学品管理局等欧盟官方机构合作，进行了长达9年的镍风险评估项目，成功避免镍和镍化合物被列入SVHC（subStances of high concerns）清单，从而导致下游行业被禁止使用或者使用成本过度增加。

　　国际镍协会及其成员公司自1980年成立以来的大量工作和长期科研投入，确保了主要镍生产国和镍使用国的法规标准保持理性化和科学化。目前，镍环境质量标准、镍污染物（水、土、大气、沉积物）限值、含镍产品的镍迁移（析出）限制依旧是可行的，一方面，让所有镍生产企业经过努力可以达标；另一方面，可以让下游行业和消费者继续享受含镍产品带来的价值。

　　如果没有国际镍协会及其成员公司4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知识累积，以及与主要国家地区的沟通，镍这种元素将面临失去市场准入（license to operate）的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铅，这种曾经广泛使用的金属，已经被严苛的化学品法规限制在极少的应用场景，生产、运输、储存、废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成本明显增加。

　　镍应用从不锈钢扩展到电池

　　1985年，镍元素是不锈钢崛起的幕后英雄，超过50%的原镍产量借由不锈钢应用于餐厨用具、建筑施工、工业机械。加拿大、苏联和澳大利亚的硫化镍矿满足了全世界的需求。彼时，镍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角色极少被提及。

　　随着2026年的到来，镍行业的转型演变过程引人注目。原镍产量比40多年前增长6倍有余。虽然不锈钢依然是镍的主要应用领域，占比约65%，新的应用行业也在逐渐增长。当前，电动车和储能的发展改变了镍行业的历史叙事，电池行业从1985年微乎其微的应用成长为占比15%以上的下游需求。

　　从地理区位看，镍核心产区的迁移更令人震撼。今天，印度尼西亚在镍产量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印度尼西亚基于本国利益，不断调整完善矿业政策、投资政策、出口政策，推动该国原镍产量占比超过全球总量的60%，这在1985年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壮举。

　　40余年来，始终没有改变的是镍的适应性。1985年，镍适应了不锈钢行业大气磅礴的崛起；2025年，镍同样适应了交通电动化和绿色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挑战依然严峻：供应链的转移、环境监管的强化、市场的剧烈波动。镍行业过去40余年的历史证明，镍是极具韧性的，它将继续塑造未来。

　　新一代镍生产企业

　　聚集印度尼西亚

　　在镍行业发展史上，硫化镍矿是最早进行商业化开采的。传统的镍矿生产企业主要在硫化镍矿赋存较多的北半球生产原镍产品。

　　印度尼西亚成为“新一代镍生产企业”的聚集地是几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印度尼西亚具有红土镍矿富集的天然优势；（2）HPAL和RKEF技术完善，能够以经济上可行的成本开采总体品位相对较低的红土镍矿；（3）印尼相对可行的投资环境和相对便利的人员流动政策；（4）印尼2014年开始禁止或严格限制出口未经加工的镍矿石产品。

　　镍生产过程ESG问题备受关注

　　在过去的40余年中，随着法规强化和公众期待的转变，镍生产过程的环境和社会考量成为关注核心。在一些环境法规严格的领域，镍生产企业需要投入巨资来控制大气和水污染。在一些可以获得市场准入的地区，镍冶炼企业可以捕集二氧化硫并转化成硫酸来获得副产品收益，但在无法获得此类市场准入的地区，一些镍冶炼企业不得不停止生产。不少镍生产地区在污水处理和矿区复垦方面有显著进步，但是尾矿库的管理和碳排放的挑战依然需要全体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镍行业的未来展望

　　新的镍资源增量有赖于技术进步和法规变革。理论上讲，全球拥有充足的陆上镍资源——包括硫化镍矿和红土镍矿，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虽然通过持续勘探发现新硫化镍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们通常深埋地下难以发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已经被用来提升探矿能力。以深海矿物结核（deep-sea modules）和热液结壳（hydrothermal crust）形式存在的海基镍资源潜力不错，但是由于缺乏国际上协商一致的法规框架体系，开发受限。

　　原镍生产技术有保持创新的潜力。通过借鉴其他行业已经验证的方法，比如先进的铜行业冶炼技术，镍生产加工技术有望继续完善。硫化镍矿的加压氧化浸出（pressure oxidative leaching）技术，可能从目前单一投产项目扩展到其他项目。红土镍矿的堆浸（heap leaching）技术持续吸引市场兴趣，虽然目前仅在巴西进行小规模商业化运营，但未来几年有望进入规模化生产。其他创新性技术，如精磨低温浸出技术（fine grinding low temperature leaching）、HPAL浸出液直接溶剂萃取技术（direct solvent extraction from HPAL leach liquors）、直流电腐殖土层红土镍矿冶炼技术（direct current saprolite smelting）等尚未取得商业化成功。即便如此，对更好经济性和ESG绩效的追求依然会驱动技术创新。

　　镍应用领域可以拓宽深化。虽然全球已售出不锈钢、合金和电池中含有大量未来可以循环利用的镍，但是，镍生产依然有持续增长的预期。由于含镍产品寿命很长，完全依赖现有镍自我循环的供应链数十年后才有可能实现。然而，利用生物浸出技术（bioleaching）对历史尾矿回收的兴趣有增无减，虽然这种回收仅占镍供应链的极小一部分。

　　ESG工作需要提升透明度的严肃性并加大实质性投资。整个矿业的脱碳行动也会影响镍生产项目的运营。在可行的矿区，镍生产企业被要求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对设备进行电动化。然而，很多镍冶炼企业，尤其是脱离全国性电网和依赖燃煤发电的矿区，在低碳能源转型领域面临巨大障碍。水电和核电利用仅是远期设想，其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决定了其仅在少数地区可行。红土镍矿冶炼企业高度依赖碳基燃料和还原剂，其脱碳挑战特别突出。在红土镍矿生产加工密集的地区，绿氢几乎不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硫化镍矿项目正积极投资硫捕集（sulfur capture）来减少污染，追求更高标准的ESG绩效动力持续强劲。

　　镍供应链和价值链全球化不可逆转。虽然印度尼西亚在过去的10多年成为“新一代镍生产企业”的聚集地，但是印尼本地的市场并不能消化如此巨大的原镍产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原镍的生产地和含镍产品的消费地还将保持实质性的错位。镍的供应链包括镍的众多价值链都是全球化的，镍的贸易流和物质流不会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边境线上停止脚步。镍在被加工成不锈钢、电池、电动车、机械设备、餐厨用具之后，需要在全球市场进行销售。所有的镍生产企业，包括传统的镍生产企业和新一代镍生产企业，都应该拥抱国际镍协会自1980年以来构建的全球化网络平台，共同塑造各国的法规和政策，确保含镍产品既能够进入欧美等高附加值市场，又能开拓印度、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国际镍协会是全球性行业协会，镍生产企业的商业运营也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的合作，可以让镍行业持续进步，继续赋能全球低碳化和数字化转型。

　　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多数时候，人们总是忽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但如果人们足够尊重镍行业的历史与知识积累，未来之路，便会在历史的回响中愈加清晰。

　　转自：中国有色金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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