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亮眼的业绩背后，是国企“亚健康”的现实？
日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在京发布《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分析了国企和民企分别面临的健康问题。该报告发现，从冒险精神、前瞻意识和敬业精神三项指标来看，民企的表现均远超国企。其中，国企的冒险精神得分尤其低。换言之，国企具有很强的风险规避倾向。报告认为：“这使得国企在变革、进取和探索方面表现较弱，也称之为内创疲软。大家都期望国企能承担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但实际则不尽如人意。”
既然国企以上三个指标都低于民企，为何它们在市场上表现不凡呢？报告也指出，原因就在于国企一般都有经营绩效责任制，企业领导者必须在任期内达到预期目标。这使得国企更加看重短期业绩，而非长远发展。
报告中的得分结果显示，国企目前处于亚健康状态：表面亮眼的业绩背后是健康的隐患。究竟国企为何在三项指标上落后于民企？国企真的亚健康了吗？《国企》杂志特邀请相关专家对此进行探讨。
国企不如民企？
《国企》：报告发现，从冒险精神、前瞻意识和敬业精神三项指标来看，国企的表现低于民企。对此您如何看？国企表现低于民企的原因何在？
吴晓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体制机制。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改革步伐这几年有所放缓，国企在安全、维稳角度考虑得比较多。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市场竞争压力的传递比民企弱一点。第二，经营环境。近年来，国企经营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好的方面是资源、人才保障能力更强；坏的方面是市场竞争程度削弱，冒险精神弱一点。第三，所处行业特征。国企多处于基础性行业，离市场端比较远，前瞻性差一点，冒险精神也少一点。
至于敬业精神，可能存在争议。国企高管认为敬业精神是传统强项，民企高管却认为自己更敬业。可能一些国企领导很辛苦，付出很多，但得到的承认不如民企。在多干多错的环境下，国企领导越敬业得到的承认反而更少。报告认为，尽管以铁人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发端于国企，但目前来看，国企的敬业精神有所削弱，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实现新的传承。
许保利：国企冒险精神、前瞻意识和敬业精神三项指标低于民企，更多是主观价值判断和固有观念作祟。对于价值判断，很难简单评价对错，只能看是否符合国企实际。
不能认为求稳就没有冒险精神。不同企业对风险的感受和承受能力不一样，因为同一项目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风险不尽相同。对甲企业而言风险特别大，对乙企业而言就不一定，风险可能在正常值以下甚至更小。换一个角度说，国企那么大投资，那么多项目，哪能没风险？上市公司十大国企占据了巨亏榜前十，说明什么？没有控制住风险，行为是冒险的。承担风险是否越高越好？也未尽然。
敬业精神其实是责任心的问题，是否负责任地把事情做好。不能说国企条件好，敬业精神就差。说国企老总不负责任完全不客观，他们都想做好企业，把企业做大。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很激烈，竞争对手进500强，自己没进，就很有压力。当然，敬业精神越高越好。
安林：该报告的结论来自本来就有对立情绪的民企和国企的企业家互评，结果很难客观。同时，报告在指标、行业样本和结论上都值得推敲。
国企冒险精神低，可能是事实，更多是体制机制原因。国企老板真的很敬业，特别是在年度考核、任期考核、EVA考核等压力下，不乏创新精神。他们也很卖力，不管是什么目标导向，无论是追求晋升还是世界500强，不努力肯定混不下去。民企敬业是为自己干，两者不是一个层次。一个是赚钱，一个是包含责任考核和政治追求在内的事业心。
至于说国企的前瞻意识一定比民企低，我不敢苟同。现在中国很多先进的大项目来自国企特别是央企。央企有资源、有实力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制定计划，进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长期投资。
赵家俊：国企和民企冒险精神差别大是因为所有制不同。民企是自己完全承担责任。国企是国有资产，必须谨慎。
前瞻性是对问题的看法。企业的前瞻性与个人的前瞻性不同。企业的前瞻性主要指经营的长期性，企业家的前瞻性主要是管理行为的前瞻。国企推行任期制，由于存在代理关系，肯定是短期行为，只考虑任期内业绩。民企考虑的则是给儿子孙子留下家产，是两代三代。
个人不认同国企敬业精神比民企低。敬业精神是个人指数，是企业家的偏好，和企业家个人行为、体力、工作习惯、工作效率有关。而且，行业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敬业精神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也不同。
《国企》：报告认为“社会和政府都期望国企能承担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但实际则不尽如人意。”国企现在对产业的领导力是否存在争议？
吴晓波：国企对产业的领导力与其所处的产业特征有关系。国企多分布在产业上游，和终端消费者距离较远。在基础性行业，国企确实引领了行业发展，比如高铁和大飞机。报告的样本集中于终端市场企业或者接近终端消费者的行业。在这些行业，国企的引领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强。比如新能源汽车，民企很积极，国企却没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许保利：国企不能在所有行业都引领行业发展。国有经济的布局有重点区别，在一些领域引领行业发展，在一些领域有行业地位，在一些领域没有优势甚至不存在。具体来说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占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国企要向这些领域集中。
安林：如果总是有这样的意识，“国企应该挑大梁”，那么民企永远长不大。我们也希望民企如华为一般冲在前头。事实上，国企不停地发展，规模、技术成果很多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比如蛟龙号。
赵家俊：有没有数据排名，比如在多少行业，前几名的企业都没有国企？事实上，国企有些行业不想成为引领者，比如房地产业。还有零售业和服务业，国企不愿也不应该去引领，这和国家政策有关。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引导决定了国企在什么领域发挥什么作用。过去讲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未来国企还要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对国企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要再认识。
《国企》：如何看待报告所说的“国企内创疲软”？
吴晓波：报告认为，国企的内创空间很大。一些来自国企的高管在民企CEO等岗位上发挥了创造力，这对民企和社会来说当然是好事，不过对于国企来说是一种损失。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优质资源在国企体系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我们希望国企改革深入下去，解决机制问题，给有能力有创意的人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近二三十年，大企业病很流行。国企开始以内部创业、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改善创新环境。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在企业落地。要承认差异性，有创新能力又肯冒风险的人应该得到鼓励并给予发挥的空间。因此，企业内要克服红眼病倾向，破除新大锅饭的心理。不能讲“这么多年了又一起共事，发展成果也要平分”。贡献不同，成果分享肯定不一样。
许保利：先不说“存在内创疲软”这个判断准确与否，国企的创新能力的确需要加强。有些国企体制不灵活，不能营造创新氛围；有些国企由于机制问题、垄断地位、创新危机弱等原因，创新能力不强。不过，创新是有风险的，需要和市场需求相吻合，否则就会打水漂。不排除有职业经理人跳到民企，发挥更好的个案出现。
安林：不是国企内创疲软，整个社会都内创疲软，民企更严重。前几年流行的大学生创业、风险投资，现在都没了。实业空心化、创业的环境和土壤不好。民企船小好调头，可以卖工厂搞房地产。国企不能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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