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未来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仅在于这些年以欧美为重点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大GDP而投资,带来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使产能过剩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甚至绝对性的突出特点。如果解决得好,过了这一关,就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反之,不仅现存问题难以缓解,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危机。
加快投资转型,需要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上尽快达成共识。近两年,我们提出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断:第一,投资消费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资主导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积累了巨大的经济风险。第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正处于重要阶段,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最大的优势。第三,经济转型的首要关键是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转变。第四,走向消费主导,不是投资不重要,而是重在推进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从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投资冲动实质是政府的投资冲动,投资主导的源头在政府。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功不可没。问题在于,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压抑市场活力。这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寻租腐败的体制根源。我们要:1、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2、以向市场放权为重点,重新定位政府职能。3、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以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
当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
客观说,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逐步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今天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这里,提出地方层面增长主义倾向的问题,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观分析形成竞争性地方政府的体制因素,寻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子。
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这是因为,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迟福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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