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发生的韩亚客机空难牵动着国人的心,大家关心乘客安危,关注调查进展。而就在上周,韩亚航空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举动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该公司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参考消息》等多家媒体上刊登致歉信,以会长、社长和全体员工的名义,就客机失事事件向中国人民致歉。
不能不说,这样的道歉广告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正能量。尽管它化解不了遇难者家属的悲痛,但作为旁观的公众,看过太多安全事故后出现的躲避、推脱、封口,时常感到憋闷,而首次看到当事方能如此诚恳地道歉、担责,真感觉到一种呼吸的顺畅。国内媒体刊登致歉广告的先河由外国企业开创,也让人反思。放眼国内,从矿难到车祸,从食品安全到河流污染,这些责任事故的死伤人数不比一次空难少,然而,除了偶尔看到地方官员应景式地表达歉意外,人们很少听到当事企业的道歉。相形之下,韩亚航空的做法值得本土企业学习,它有助于企业理解什么叫勇于担当。
勇于担当是道德要求而非法律强制。出了事故要承担责任,实属天经地义,当追究责任、确定赔偿的法律裁判下达后,都要不折不扣地履行,这一点,企业的表现没有太大区别。一旦空难调查结果出炉,韩亚航空也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内那些事故中,相关企业也都被问责。法定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规定动作,差别不大,而能分出高下的,恰恰是在法律强制力之外的道德责任——是主动承担,还是消极逃避,从这种自选动作中能看出企业的担当。正如致歉信中所言,“虽然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但韩亚航空承诺会与相关单位紧密合作,做好善后事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能够在结果未出、责任未定的情况下主动揽责,这正是很多本土企业所欠缺的。
勇于担当是出于良知而非公关。有人说,韩亚航空的致歉信是一种“危机公关”,如果从广义上将“危机公关”定义为善后措施的总称,这说法也没错,不过,这道歉更多地是出于良知,与本土企业惯常的“危机公关”在理念上根本不同。如今国内企业热衷的“危机公关”,往往是指努力掩盖危机,减少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发生负面事件,公关往往是三部曲:先通过各种关系撤稿、删帖,将事件的传播减到最小;然后和当事人进行谈判,花钱封口,息事宁人;如果仍然不行,就尽量把责任推给其他机构或者本单位基层工作人员,如“临时工”。这一过程中,包含着精细的技巧和复杂的运作,但唯独没有真诚和担当。在三聚氰胺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中,三鹿公司也是首先采用删帖、撤稿的方式应对危机。而当年双汇瘦肉精事件后,该公司召开了一个“万人道歉大会”,动静似乎比登报道歉更大,但道歉大会上却又出现了高呼“双汇万岁”口号的闹剧,事后有媒体爆出,道歉大会背后有公关公司的策划,精明有余,担当不足。放眼国内企业,能够出于良知而主动为自己的错误表达歉意的,仍然十分鲜见。
树立良好公众形象是勇于担当的结果而非目的。也有观点说,韩亚航空的高调道歉是为树立良好形象,赢得好感,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国内企业遇到危机时,为何不采用这种提升形象的手段?这就涉及到目的与结果的不同定位。树立良好形象,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是企业通过勇于担当等各方面长期出色表现所赢得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每做一件事之前所必须考虑的功利性目的。国内很多企业恰恰把树立形象当作功利性目标,即使从事公益活动也要精心考虑性价比,邀请记者,广泛宣传,一定要让公众知道他们的爱心,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感。在这种思路指引下,他们不会把“主动道歉”作为提升形象的选项,因为道歉代表着低头,形象会打折扣,而且道歉和担责还意味着主动承担更多责任,不大合算。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终究要靠千万个企业自身的升级,这种升级,除了硬件、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升级外,也应包括担当与责任意识的升级。如今企业文化建设颇受重视,但其中更多还是强调“统一”、“服从”等价值,或者突出捐资助学、热衷公益等社会责任,却缺乏主动认错、主动担当这样一些理念。企业更多的是在谋划“发展壮大后怎么办”,而没考虑过“犯了错误怎么办”的事。如今,我国很多企业正努力“走出去”,为此也在积极开展融资融智等准备,不过,除此之外,恐怕还要融一点“理念”,在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上也要与国际接轨,这是很多本土企业亟须补上的一课。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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