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军是太钢集团某炼铁厂的一名炉前工,2月底,车间的班长通知耿军,“下星期停炉一周,全工段的人放假一星期。”前两个月都只是放了两三天,假越放越久,耿军越发不安。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太钢的效益就在下行。据其2015年业绩预告,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近40亿元。
太钢的亏损现状和企业职工“放假”现象,只是国内众多钢企的一个代表性缩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调查显示,2015年协会统计的重点大中型钢企平均负债率超过70%。部分企业已资不抵债,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钢企去产能、结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与之相对应的是从国家到地方对钢企现状的关注和重视。今年2月4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要着眼于推动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意见也被视为是未来几年我国推动钢铁行业脱困升级的“路线图”。
从政策帮扶以及财政扶持上看,“帮助转型”、“安置就业”属于政府行政资源的“介入”,是一种“市长式”行为,是必要的。但政府完全“包办”去产能并不现实也不可能。囿于国内去产能任务过于繁重,非政府一力所能解决。涉及数千万职工的“调整”与“新就业”,这也非政府一力所能担当。且政府事实上也并不具有“市场”那样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精准”判断能力,虽然可以在财政方面予以补助等,却不能解决国内钢企长期积累下来的“伪市场”问题。当然,国内钢企能否长期生存的市场能力也绝非靠政府就可以“教学”出来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僵尸企业”而言,政府和“市长”敢不敢施救,也仍是两难和“未知数”。
事实上,时下钢铁产能的严重过剩,与国际市场整体萧条有关,更与多年前一些地方盲目上项目、盲目扩大生产有关。在太钢,十余年前一直是一个炉子,但是2002年前后市场效益好,于是就“玩命往大扩”,新建了一个更大的炉子。那是一个“大干快上”的时期,生产节奏很快,一天能炼50炉,是现在的两倍还多。太钢如此,其他同样受到“市场诱惑”的数以百计的国内知名钢企何尝不是如此。在未能清醒地看到和认识到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被眼前利益所左右,最终也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
市场出现问题,确实离不开“市长”的帮扶和引导,但不应该是主要方面。俗话说“欲获救者必先自救”,好在一些钢企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痛定思痛。为应对过剩,太钢在上海、广州设办事处,并且还把办事处开到了香港以及美国。出口,成为太钢消化产能的一条新路。而在“互联网+”的时代,太钢也开始走电商发展之路。这种“自救式”选择,或是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必要之路。未来国内钢企“去产能”任务能否完成,这些“巨亏”企业或成为关键。
当然,去产能以及转型升级的方式、路径还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找到既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又符合本地以及本企业的转型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应尽量发挥市场作用,“市长”不应一切大包大揽,政府也要避免重蹈增加钢铁产能时“大干快上”的覆辙。(北柯)
转自: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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