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而开启的PPP模式，注定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当起“激活融资、盘活存量、拉动增长”的关键角色。此前，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办公厅都曾先后对各地PPP示范案例进行过通报表扬，供各省（区、市）和国务院各部门学习借鉴。但目前，PPP模式在各地的推行不尽如人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差，关键在于社会资本依然对PPP模式心存顾虑。
PPP模式的核心命题，就是要在政府人事更迭的动态可变与企业投资投入、产业持续发展、就业长效确保的恒定不变之间建立一种“各自安生、和而不同”的价值关联。只有机制、体制的顺畅、科学、严谨，才有PPP模式的良性、健康、有序、稳健。
就政企关系的演进、演化而言，所有商业模式的构建无不都是以“政商关系可持续、商业利益可存续”为基准、为蓝本，这是社会资本、民营企业不得不、不能不具备的内生本领、内置功能。
政府做减法，换取市场活力，这是本分。除此之外，政府要多做加法和乘法，否则就会出现相当程度的失灵。PPP模式就是典型的乘法，如若运用得当，必将释放乘数效应。
对于以民营企业群体为代表的社会主体而言，健康良性的政企关系就是一种类似于社群关系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应备加珍视的核心资产，和谐互动的政企关系无异于是推进PPP模式落地实践的“内部硬盘驱动器”，而市场化的产业促进能力则是实现业绩加速倍增的“外部硬盘驱动器”，两者叠加，才可释放出更大、更多、更广的市场活力、动能势能。因此不难理解，很长时间内，“以政府为中心”既可能是其快速成长的“加速器”，也可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百慕大”。
应该理性认识到，不管是多么紧密的政企关系，事实上从来不存在某种自以为是的“超级可信度”。PPP模式,其实也是一种模式识别、认知定型，但同时更是一种风险捆绑、风险承担。所谓风险捆绑，意味着社会主体在享受PPP模式红利的同时也孕育、隐存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所谓风险承担，意味着民营企业必须前瞻性预知、及时性评估任何可能的或然、必然风险，无论何种风险一旦预判失策、应对失当、决策失误，即可能对企业经营构成毁灭性、高致命的打击和伤害。
PPP模式的红利既可能是驱动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动机，也可能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在东北、西北一些城市，“开门迎客、关门打狗”成为招商引资的常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成为个别地方政府的做法，有的地方官员特别是一些要害部门官员及其亲属都有自己的生意，染指土地交易，介入市政建设，插手民企事务，白天是“局长”，晚上是“董事长”。土地，原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更是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的核心资源，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却成为贪腐的高危区域。雁过拔毛、土地腐败、凡此种种，以至于很多民营企业暗自绘就了不宜投资的高危城市的风险地图。
良性、和谐、正向的政企关系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政企关系、政信合作的良性互动靠的是智商，更是情商，是政府与企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市场经济大时代，政府需要的是政绩，企业需要的是业绩，政府与企业能否构建妥善关系、正向关系、和谐互动，关键在政府，主要看企业。
政府“不越位”，企业“不越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要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握在一起。
转自：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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