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应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近年来，雾霾问题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危害升级的突出标志。一些雾霾严重的城市实施控煤、控车、控油等污染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实现呼吸清洁空气的目标尚远。而一味采用车辆限行限购、工厂停工停产等简单化行政手段治理雾霾，不仅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而且治标不治本。那么，雾霾到底应该怎么治理？

　　雾霾的成因复杂

　　“治理雾霾，首先要搞清楚雾霾的成因。虽然这需要进行大量科研分析，但基本判断已经有了，即其明显与我国国情中如下几个要点紧密相关。”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第一，我国约９４％的人口聚居于４３％左右国土面积的黑河—腾冲线（亦称“胡焕庸线”）的东南方，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第二，我国基础能源主要是国内储量丰富的煤炭，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约８０％是烧煤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难度高，大气污染等负面效应突出；第三，近几十年，我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形成了重化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模式，单位ＧＤＰ能耗系数高，污染因素高度集中而又难以有效化解。这些情况可称为我国能源、环境压力方面的“三重叠加”，也是在解决雾霾问题时辩证治理、对症下药强调结构优化、供给管理的客观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表示：“实事求是地讲，导致雾霾的一个主要因素不是煤炭，而是煤炭的粗放利用。减少雾霾成因，应当将分散燃烧的煤炭尽可能改为集中燃烧，提高煤炭发电的比重，特别是应大力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的燃煤火电机组。这些措施各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国家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但由于体制原因，落实中并不顺利。”

　　“尽管有页岩气、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出现，目前煤炭仍然是最廉价、最安全的能源。基于资源禀赋的原因，未来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现在的关键不是‘革煤炭的命’、‘去煤化’，而是如何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姜耀东建议，在国家层面，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长效机制

　　“在我国能源、环境压力方面的‘三重叠加’中，除了人口分布、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选择的因素，还有可塑性强的制度机制因素，后者存在的缺陷对于雾霾等环境问题的产生难辞其咎。”贾康表示，煤、电、油等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能源耗用相关的制度安排存在明显问题，形成了资源粗放利用的不良传导链条。在“从煤到电”（又会传导到众多产品）的产业链上，一直存在严重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助长了粗放浪费乃至挥霍、与节能降耗背道而驰的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

　　这些年来，政府在节能降耗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并转”，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理论上适用于中小企业，但难免产生防不胜防的“人情因素”和设租寻租，出现种种扭曲和不公，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贾康认为：“真正可靠、效果无疑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长效机制。通过经济杠杆，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杠杆调节一是全面的，即产业链上全覆盖；二是内生的，即生产者、消费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节能降耗的动力；三是长效的，即是可持续、可预期的。”

　　“所以，彻底解决雾霾问题，必须抓住可塑、可选择的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不放。有必要从资源税等改革切入，推动煤、电价格和相关产业部门系统化改革，进而推动完善地方税体系和税收制度的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贾康表示，这一问题其实过去已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还亟须在联动改革上形成“路线图”、“时间表”和可行性方案设计。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治理雾霾的关键措施之一是削减化石能源用量，重用清洁能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原副所长孙建方表示，由于跨区输电通道建设滞后，一方面西部地区清洁能源大量弃用，另一方面雾霾严重的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火电装机仍然在增长。因此，孙建方建议，大力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将西部地区的风电、水电大量输往中东部地区，尽可能减少电煤消耗。

　　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副主席赵家军认为，我国应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解决当今气候与污染问题。一是将特高压电网发展规划目标和重要项目纳入国家能源规划、电力发展规划等国家规划。二是研究出台全球能源互联、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装备输出等方面的政策，进一步推动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等相关技术创新、标准制定等工作，开展跨国输电研究和实践，储备相关技术，为全球能源互联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核电在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治理雾霾的重要途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介绍说，“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我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２２台，仅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１．５％。”他建议，“十三五”期间，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核电在优化能源结构中的支柱地位，将核电作为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选择，规模化发展，使其在电力供应中占据相当的比例，才能有效支撑到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到２０％这一目标。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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