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正向溢出效应可观

　　同一概念，不同内涵，反映出欧美和中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差异表现，但两者都面临增长动力转换问题

　　张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提出“新常态”概念，指在危机后的3至5年内，全球经济增速将大大低于危机前的经济增速，政府将更多地干预经济，出台更多监管措施。近年来的世界经济运行状况表明，新常态概念大致符合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特征。

　　中国的“新常态”与此概念大不相同。从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研判和政策取向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中国经济增速面临阶段性下降；政府不为保增长采取过度刺激政策措施；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斯蒂芬·罗奇：中国和美国呈现出的经济增长放缓完全不同。中国经济减速，很大原因是一种自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即从出口和投资拉动以及由制造业和建筑业支撑的超高速增长，转向一种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长。

　　赵江林：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发达之后，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国则是如何从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的问题。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普遍在4万到6万美元之间，欧盟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超过10万美元，而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超过6000美元。在不同收入水平阶段，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或挑战也不尽相同。如果说中国面临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发达国家则可能面临“高收入陷阱”。

　　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者都面临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转化问题，都需要进行经济发展结构性调整，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方式、新路径。一方面，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稳定甚至固化，除非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否则经济增长减速属正常。同时，发达国家政策调整空间趋小，如高负债使其难有较大经济调控作为。另一方面，中国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也已不可持续。

　　斯蒂芬·罗奇：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放缓更令人担忧。目前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为疲软的一段时期，它反映的是美国遭遇大危机和2008年至2009年罕见的经济严重衰退留下的后遗症，这也是美国消费者陷入财务困境的自然结果。金融危机前，他们在房产和信贷两大泡沫的支撑下，掀起了一股由债务支撑的消费狂潮，随着两大泡沫破灭，消费者被迫走上节俭道路。消费者去杠杆化的过程漫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优先考虑必要的开支，尽可能压缩可有可无的开销——美国消费者正在遵从这样的脚本行事。

　　张海冰：欧美经济和中国经济都面临结构调整问题。对美国而言，是如何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其关键在于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是否能改善国内的高失业问题；对欧洲而言，是处理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跛脚关系，其关键在于如何尽快帮助深陷债务危机的成员国走出泥潭；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如何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以创新驱动发展。

　　欧美货币政策出现相左迹象，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但中国需要为防范风险做好准备

　　斯蒂芬·罗奇：要正确看待美国经济所谓的加速增长。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被向上修正至4.6%，这是在第一季度负增长2.1%之后出现的反弹。从上半年整体来看，美国经济仅增长了1.25%。美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天气有关。今年上半年美国疲软的经济增长，难以令人兴奋。根据有关数据，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约为3%，虽然相比上半年温和反弹，但远低于第二季度的增长步伐。

　　美国消费开支依然是经济复苏中的薄弱环节。就业的增长也一直低于预期水平，为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了新阻力。虽然9月的美国就业报告令人鼓舞，当月非农就业增长24.8万，但仍不足以弥补此前数月的低迷。总之，美国仍深陷现代史上最差的就业周期之中。

　　约尔根·米歇尔：今年上半年，欧盟经济复苏步伐受阻。除了欧盟经济自身存在的内部问题外，俄乌冲突恶化了欧盟经济形势。部分欧盟国家的内部结构改革正在进行，这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由于经济改革导致的工资降低和裁员，短期内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在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相关改革至今尚未被触及。此外，对公共和私人经济领域的财政整顿仍在进行，部分边缘国家的银行业问题尚未解决。这些因素都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欧元区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欧盟经济需求疲软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在我看来，只要中国购买力强大的中产阶层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就会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的这一转型过程正平稳进行，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为了在中长期保持内需的广泛增长，降低家庭存款储蓄率将十分关键，而这又要求中国建立更加完善的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内需的增长，中国服务消费所占的比重将升高，而商品消费的比重会相应下降。这将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经济产生影响，因为目前德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投资型产品。因此，未来欧盟向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放缓。

　　张斌：整体来看，欧美经济未来增速都处于较低水平，但稳定程度较以前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好转，历时5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全面退出，美国国内有不少分析认为，随着经济持续向好，美联储应比预期提前加息。欧元区经济有继续向下和通货紧缩的风险，欧洲央行采取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措施。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货币政策取向，带动美元相对欧元走强，而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为个位数的出口增速、国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和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做好准备。中国难以回到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发掘内需更加迫切。国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未必是坏事，外资质量才是关键。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关键是要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审慎的资本项目开放。

　　赵江林：欧美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主要在于能否顺畅地完成结构性调整任务。如何避免“日本式”的衰落是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指出的那样，货币政策本身不会也不可能让欧元区恢复可持续增长，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可持续的财政改革以及公共部门支出转向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的促增长投资，是欧洲现在必须关注的问题。欧盟提出2020年发展战略，正在推动结构性调整。美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后，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复苏成果。

　　从短期看，欧美两大经济体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领域。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倾向于有利方面，欧洲经济则相反，但总体上对中国的影响都不大。尽管如此，在某些领域也可能出现结构性问题，如欧美实行背离的货币政策将会增大中国调控经济的难度。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与欧美经济的相互作用不可小视。由于我国是第一大出口国，一旦对方经济增长下降，中国经济就可能受损。而现在中国仍具有投资优势，可对冲在贸易上受到的损失。

　　从长期看，按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美国经济有可能步入新一轮增长轨道，同时中美经济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双方有可能向更高层次的经济关系迈进，从过去的非对称关系向未来的对称关系发展，相互依赖度加深。欧洲经济有可能转向对中国经济依赖这种单向提升过程。

　　张海冰：就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而言，应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此轮世界经济格局调整能否实现经济实力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将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经超过全球的一半，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却仍处于弱势。二、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带动作用是否强劲。每一轮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伴随着产业技术革命，但近年来的互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都没能成功起到龙头产业的作用，金融投机乘虚而入，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风险积聚并导致危机爆发。此外，就风险因素而言，需要重点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和地区性冲突升级，这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很有可能成为危及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风险来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产业分工和生产将以市场为核心驱动力，大数据分析引导下的个性化销售模式也正逐步改变传统的要素配置模式。未来30年的产业竞争将集中在市场信息引导下的产品快速配置能力的竞争。为了赢得竞争优势，美国正在主导新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这些规则环境的变化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

　　张斌：2008年以后，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开始持续下降，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工业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向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过渡，这是走向更高收入水平和更高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这个过程很艰难，不少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纠正此前工业化阶段特有的赶超理念，向新阶段的理念和标准靠拢。

　　顺利完成这个过渡，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有重大意义，将意味着更大的中国市场和更多的商业机会，更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提升机会，更多的知识积累和科技创新。从中长期来看，世界各国都会从更富裕、更和谐的中国获益。

　　斯蒂芬·罗奇：我相信，中国转向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经济，不仅对自身非常有利，对亟须增长动力的世界其他地区，也是重大机遇。

　　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对外需减弱的新回应，而且是一剂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药方”。新的增长模式将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失衡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延续着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长。消费和服务引导的增长模式，能减缓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的压力，进而减轻环境恶化和污染。中国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崛起和中国服务业发展所具备的基础，这些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我在新书《不平衡：美国和中国的共同依赖》中估计，从现在到2025年，中国服务业可增长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大约4万亿至6万亿美元的服务业产值是可贸易的，对于发达国家的服务提供商来说，这相当于巨大的金矿。

　　赵江林：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除此之外，还将产生多方面的正向溢出效应，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发展机会：第一，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世界产品需求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将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二，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将发生变化，即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为依靠技术创新。为迅速完成工业化任务，同时解决环境、资源等现实问题，中国对世界技术的需求也将急剧上升，那些拥有技术资源的国家将通过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而获利。第三，通过投资、贷款、援助等方式扩大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持。去年，中国与东盟商定，今后8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中国还将启动新一批专项贷款，扩大与东盟间投资与产业合作等。这都将有助于发展和深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促进区内成员经济的同步增长。第四，通过改善内部结构，中国将逐步增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为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张海冰：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有能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竞争力都有了质的提升，为进一步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相对坚实的“家底”；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明显加快，一些新的创新性举措也正在显现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比如上海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等。中国目前推进的全方位改革正在塑造一个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将使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市场、新的发展机遇以及可以共同分享繁荣的发展经验。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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