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如何进一步疏通传导机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包括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设立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扩大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等八项政策措施。央行副行长邹澜表示，此举旨在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转型优化，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此次政策组合拳不仅延续了适度宽松的总基调，更在结构性工具设计与协同配合上凸显精准导向，特别是通过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拓展绿色与科技支持领域等安排，直指当前经济复苏中的关键环节与薄弱领域。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总量政策协同发力
央行此次货币政策调整中，结构性工具利率全面下调0.25个百分点，与公开市场操作、国债买卖等总量性政策工具形成呼应。邹澜强调，政策实施过程中将注重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协同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核心作用在于降低融资成本。对于高碳行业转型、碳减排支持工具所面向的产业，以及科技类企业而言，其前期资本投资规模巨大。因此，即使是融资成本的小幅下降，即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也能为这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提供相当重要的支持。总体来看，这类政策是从供给侧入手，推动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发力和扩容是央行本次货币政策‘大礼包’的突出亮点。”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对中国工业报表示，一方面，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有助于信贷资源向民营企业与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定向倾斜，并且有助于降低银行机构的负债成本。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持续优化、创新与扩容，如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合并使用，单设1万亿支持民营企业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加4000亿元等。
张林指出，总量性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分别起到“稳大盘”与“调结构”的作用。
专设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通道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虚拟电厂、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载体，其规模化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当前，民营大型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强，民营小微企业相关融资支持政策也比较多，相对来讲，民营中型企业的融资可得性要弱一些。”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坦言。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痛点，央行此次在支农支小再贷款项下单独设立额度1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并明确将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现有支小再贷款体系的深化与升级，也旨在填补政策覆盖中的“中间地带”，精准回应中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中国企业联合会资委会委员、高级经济师董鹏告诉中国工业报记者，此举本质上是从“总量支持”转向“结构优化”的关键一步，核心在于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领域“所有制歧视”与“风险定价失灵”两大深层症结。这一设计直面当前经济复苏进程中，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集中于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专项工具实现信贷资源的“精准滴灌”。
远东资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晨对中国工业报记者表示，此次专项再贷款明确将中小民营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有助于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困境，通过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再贷款额度，有效缓解其资金压力。
经济结构优化与新发展动能培育
2026年既是巩固经济回升势头的关键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落地开局之年。央行此次政策包中，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提升至1.2万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拓展至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服务消费再贷款纳入健康产业等一系列安排，均指向经济结构优化与新发展动能的培育。
与此同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6年正式实施，意味着我国高碳产品出口面临直接的碳成本压力。
“唯有将金融工具深度嵌入产业生态链，才能真正激发企业从‘被动改造’转向主动创新的内生动力。”在董鹏看来，绿色金融政策的优化必须跳出“单点补贴”思维，转向“系统赋能”，以应对CBAM带来的全球碳成本重构挑战。
王晨表示，各类政策工具的协同配合有助于确保资金精准流向重点领域，有效激活实体需求。
“政策层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的支持力度，能够进一步引导市场资金和社会资源向这些领域集聚，逐步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并使其成长为中长期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王晨说。（记者 吴晨）
转自：中国工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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