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回落，中国经济日趋注重效率质量

国家统计局１３日发布数据，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７．８％。其中，二季度增长７．６％，增速比一季度回落０．５个百分点。

　　中国ＧＤＰ增速自２０１１年起缓慢下滑，在去年４个季度依次９．７％、９．５％、９．２％和８．９％的下行之后，今年一季度ＧＤＰ同比增速曾降为８．１％，二季度数据依旧延续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受访金融机构及研究机构业内人士就此认为，经济步入下行期后应更加注重增长效率，减税、增收、打破垄断等措施出台已迫在眉睫，货币政策可顺应世界形势而为，但投资应规避膨胀。

中期特性：经济下滑应更重效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１３日表示，二季度７．６％的增速虽然说在继续下滑，但在世界范围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速度。外需不足，内需不旺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性的加速回落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世界经济复苏受阻和中国面临的深层次内生性结构问题决定了中国经济下滑具有中期特性。“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期’而步入‘次高速增长期’，潜在ＧＤＰ增速将处于８％－８．７％。较大幅度的增速回落并不等于萧条或滞涨，经济政策的目标不宜简单盯住增速下滑的幅度，也不宜对增速回落作出过度反应。”他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看来，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２年需要习惯于７％-８％的ＧＤＰ增速。“尽管中国喜欢高效和复苏，不喜欢萧条和衰退，但客观存在的经济起伏周期有助于淘汰落后产能，对下一轮增长恰恰重要。若想把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周期轨迹熨平而保持匀速，有悖于经济结构调整。”

　　中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是提高效率而不是总量提升，这必须来自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投入。“这种转变已然开始，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压力来转变经济结构，使中国式增长更有效率、更有质量。”

减税增收打破垄断迫在眉睫

　　吴晓求指出，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需首先完成转型，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支出的结构和规模要充分考虑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不宜通过大量货币投放和刺激需求来维持经济稳定，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

　　在结构性减税方面，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教授主张８０００亿元以上减税额度。“中国的减税与经济增速是１∶６，结构性减税对稳定增长很有意义。”

　　魏杰在接受采访时还指出，需及时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依靠内在推动而非货币投放，来实现“稳增长”目标。“深度调整首先包括调整经济结构，其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需拉动、消费支撑、技术优势，此外还须在支持民营经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新界定政企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如果这些都做好，中国经济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说。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面对外需疲软和内需不济，尽管短期离不开投资，但“居民收入分配改革”和“打破垄断”对“稳增长”是迫在眉睫。“国家税收少一点、企业利润减一点，居民收入提高增加消费，将是长远动力。此外，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将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货币顺势而为　投资规避膨胀

　　着眼短期未来，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认为，在中国资本流出有可能进一步加速的状况下，存款准备金率较大幅度的下降具有必要性，但利率下调幅度不宜过大；进一步降息只是降低企业财务负担的手段之一，但不是企业经营环境改善的核心。

　　“在全球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的浪潮中，中国货币政策采取顺势而为是适宜的。此外，加强信贷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依然十分重要，依靠重点投资项目和重点投资领域的指导，采取定向放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放松不宜太大。”

　　在财政政策方面，他指出，政府支出在配合稳增长的过程中，依然应当以公共服务支出、民生支出为重，投资性支出不宜太大；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投资膨胀，中央政府依然要加强约束。“稳投资”的核心依然在于在建项目、城市生活基础设施、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要避免产业投资过度膨胀。

　　“投资结构的关注是短期稳增长与中期调结构相契合的核心。另外还需重视地方政府收支恶化的问题，适度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刘元春说。（倪元锦/文）

来源：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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