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哈尔滨平房区那片肃杀的建筑群，将我的思绪带回1942至1945年的黑暗岁月。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犯下滔天罪行的至暗时刻。影片始于一个看似平常的冬日。小贩王永章为骗口饭吃，冒充抗日英雄王子阳。这个市井人物的狡黠与生存智慧，在姜武的演绎下真实可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只求苟活的小人物，却被日军抓进731部队的“特设监狱”，从此坠入人间地狱。影片以平民视角展开叙事，让这段宏大的历史悲剧有了具体而微的载体。
“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展现得还要残酷。”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的这句话，在观影过程中不断在我脑海中回响。据史料记载，1940年至1945年间，至少有3000名来自中国、苏联、朝鲜等国家的民众被当作“活体实验材料”。当这个数字在黑暗中浮现时，在场观众无不为之战栗。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令人窒息：日本军官平静地叙述将一名“马路大”（意为“原木”）的胃部切除，把食道与直肠直接连接，观察其“一边进食一边排泄”的过程。这种惨绝人寰的实验与科学进步无关，仅仅是为了满足扭曲的好奇心与权力欲。导演赵林山没有采用直白的血腥呈现，而是通过角色的冷静叙述激发观众想象，创造出比直观画面更具冲击力的效果。
王永章与其他被捕者——会变魔术的少年孙明亮和他的师父师姐、一对普通夫妻，共同构成了特殊监狱中的众生相。他们各自怀揣着对生活的朴素愿望，却都被卷入这场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的悲剧中。孙明亮亲眼目睹杜存山被活活刺死；期盼见到孩子第一面的顾博轩，自己先化为了灰烬；手持手术刀救人的林素贤，却护不住自己和腹中的孩子……这些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共同指向这座人间地狱，无人得以善终。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性的多面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王永章从最初的苟且偷生，到后来受到真正抗日英雄王子阳事迹的感召，逐渐萌生救人之心。这种转变不是突兀的英雄主义，而是在残酷环境中人性善良的自然苏醒。
影片末尾，当所有被困者被日军投入深坑活埋时，他们互相扶持、奋力向上的场景，尽管知道结局注定，却展现出了生命最后的尊严与顽强。
影片没有简单地将日本士兵塑造为单一的“恶魔”形象。那个会给死去老鼠起名“芨芨草”的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那些在实施暴行后也会痛哭自掴的日本新兵，这些复杂的人物刻画揭示了极权体制对人性的异化。正如影评人李馥均所指出的，这种叙事选择没有模糊历史罪责的边界，反而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剖析，让观众看清历史悲剧发生的深层逻辑。
影片结尾处，受害者们互相搀扶，从尸坑中挣扎站起，喊出自己的姓名——“我叫孙明亮”、“我叫巴巴洛夫”……这不是煽动仇恨，而是以最后的力量确认：每一个生命，都该拥有存在与尊严。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恰恰是那段历史中最被践踏的价值。
今天，当我们安居乐业、享受和平时，有多少人仍在咀嚼记忆、审视历史、拒绝遗忘？影片中那个容易被忽视的“樱花烙印”支线——日本731部队军官今春佳代脖子上的樱花烫痕，以及实验室里刚出生的中国婴儿被烙上樱花的场景，暗示了思想殖民与身份毁灭的可怕。这不禁让人思考：在和平年代，那种无形的“樱花”是否也正依附于某些人的精神深处？
走出电影院，受害者的面容和故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用生命的代价诠释了尊严与人性的底线。在价值多元的今天，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人性的底线，防止悲剧重演。墙壁上的计数符号、玻璃器皿的反光、分享面包的双手……这些电影细节将在观众心中长存。这种铭记，是艺术的力量，也是历史的重量，更是对未来的警醒。记住，不被抹去——这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回应，也是对生命最高的敬意。（李国志）
转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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