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十天三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再论“持久战”

　　经济结构性改革被精准对焦在“供给侧”。

　　11月9日，在中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一天，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新供给学派的推崇者滕泰刚刚受邀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向总理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作了题为《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汇报。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培育‘软财富’和‘软价值’为代表的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产业，包括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滕泰在汇报中说。稍后，这一理论被李克强总理用更通俗的语言“翻译”出来，“以前我们主要靠自然资源，今后要更多依靠人的资源；以前主要依靠劳动，今后更多依靠人的智慧。”李克强说。

　　在一位传统服装企业家和一位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家做完汇报之后，李克强总理则幽默地说：“我不是拉郎配啊，你们一个做服装，一个做可穿戴设备，你们两个结合一下，就可以创造新供给、产生新需求了嘛。”

　　“道理虽然所见略同，但是总理用如此通俗的语言，瞬间阐述了传统产业转型的道理，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如何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11月17日，滕泰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天后，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翌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围绕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均衡发展打造新的增长极，形成绿色低碳的新增长点，实现提质增效、生态良好的发展。”

　　这是高层10天内第三次提及“供给侧”改革。

　　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中央和国务院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为普遍的供给约束、供给抑制和供给结构老化正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滕泰说。

　　滕泰向本报记者进一步解释说，2007年到2009年，美国经济正处于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新供给形成”周期，2009年至今则处于“新供给扩张”周期，所以很快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重新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同时期的中国经济则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在滕泰看来，中央政府此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是抓住了中国经济“供给结构老化”的主要矛盾，只有从这里入手，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才能从根本上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在滕泰看来，2009年至今的中国经济由于太多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尽管宏观调控一再发力，扩大总需求，却止不住经济增速连续五年的下行。

　　现实的情况是，不仅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中国经济还要面临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和债务高企的三重风险，而风险的化解亦不可一蹴而就，速胜不现实，唯有持久战。

　　5年“抗战”

　　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战术，习近平给出了明确态度：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这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升级版”的整体跃升，给出了极为重要的指导。

　　中国上一次的结构调整是1997年到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与以往不同，这次经济结构调整是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金融泡沫破灭之后，出现的世界范围的大调整。

　　“此次结构调整的规模和带来的压力都超出以往，最集中体现在顺差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5%回落到2014年的3.1%的水平，上一次机构调整的速度和规模都没有这么大。”11月17日，刘元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曾尝试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扩大需求，当时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此举虽然让过剩产能得到暂时释放，但投资形成的产能却孕育了更为严重的过剩风险。

　　“目前几乎所有的传统制成品的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存量调整比以往要大得多。”刘元春说。

　　全行业亏损的钢铁、煤炭，产能过剩严重的程度自然不必多说，就连过去十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过剩的景象。易居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其所监测的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为12.5，为近22个月新低，这意味着市场需要用12.5个月的时间才能消化完这些库存。

　　风险还来自于金融领域。刘元春告诉记者，在过去几年里，政府用信贷拉动投资以弥补出口下降所出现的缺口，这给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后遗症，导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存量调整异常严峻，债务率、杠杆率均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过高的债务也让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出现从“借新还旧”走向“借新还息”到最终负债问题“全面爆发”的风险。

　　刘元春注意到10月新增贷款和M2背道而驰的现象，“虽然当前流动性比较宽裕，但是流动性回归实体路径并不畅通，这让资本市场面临一定的隐患。”

　　尤其是，同以往相比，这次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利益集团的阻碍非常强大，所以，无论是从外部的压力、内部的扭曲还是利益的冲突角度来看，上述风险的化解无法靠行政手段通过运动在短期内完成，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不仅仅是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供给短板问题。在刘元春看来，虽然贸易品存在过剩，但是，非贸易品特别是消费性服务、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大量的短缺，这些短板已经构成约束经济增长的瓶颈。

　　贾康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

　　在“新常态”下，投资尤其是政府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国际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明显，国内需求方面的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向个性化、多元化和对接“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结构性的优化细分成为发展潮流和经济成长性的新支撑因素。

　　“新的发展动能短时间内还无法弥补旧的动能，更重要的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需要全面转变，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大调整，不可能短短几年就能完成，必须打持久战。”刘元春称。

　　持久战要打多久？

　　刘元春认为，“肯定会持续5年左右的时间，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在他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久战已经拉开了序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机制和供给侧改革的决定就是标志。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要进行利益结构的大调整，采取相应的吏治整顿以松动传统的固化的利益，反腐为结构改革打下了铺垫。”刘元春说。

　　五大新财源

　　目前中国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是导致市场供需失衡的主要因素。刘元春建议，供给侧结构改革全面展开就要对于僵尸企业进行全面清除，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调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在“挤”泡沫的同时，刘元春还提出“扶”，通过加大对公共服务、创新等短板的投入，满足新的需求，“以挤存量为主，以扶增量为辅”。

　　宏观政策也应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进行调整。贾康指出，我们从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新常态”下的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等领域。

　　“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贾康称。

　　而对于如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则提出更为详尽的主张：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当前中国经济的有效供给受到高税收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这三大供给约束，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税收或融资成本，每取消一批行政管制，就会有大量企业从盈亏平衡线上起死回生，这就是放松供给约束。”滕泰说。

　　在滕泰看来，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都不是财富的源泉，真正的五大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

　　在这五个方面，都有可能存在着供给抑制。滕泰提出建议：通过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劳动力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土地供给效率，降低资源供给成本；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供给成本；提高制度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供给成本，释放五大财富源泉，开启增长新周期。

　　“如果上述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效率提高20%或供给成本降低20%，有多少企业会立即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经济增长率何止7%？”滕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