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一生。二十一岁中进士，名动京师，深得仁宗皇帝赏识，称他为“宰相之才”；而后因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等一系列政治风波，屡遭贬谪，从杭州到徐州，从湖州到黄州，从惠州到海南儋州。他的政治生涯可谓一路向下，地理上越走越远，官衔越降越低，可他的人生态度却一路向上，越活越通透，越活越开阔。
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的最低谷。从湖州太守沦为戴罪之身，没有俸禄，寄居在寺庙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在城东的坡地上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换作旁人，这大约是怨天尤人、郁郁寡欢的时刻。可苏轼没有——他在黄州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赤壁矶头，望着滔滔江水，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委屈，不是乌台诗案里那些落井下石的小人，而是历史的浩瀚与人生的渺茫。江月永恒，人生须臾，又何必为一时得失耿耿于怀？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胸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巨大的落差中淬炼出来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将他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个评价精准极了。苏轼的乐观不是盲目的、不是逃避的，而是一种深刻的通透——他知道人生无常，知道仕途险恶，但他选择用诗词、用美食、用友情、用对生活的热爱来对抗这一切。在惠州，他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把被贬的蛮荒之地变成了美食天堂；在儋州（当时被视为流放的绝境），他办学堂、传学问，把一个文化荒漠变成了书香之地。他还在那里发现了生蚝的美味，写信给儿子说：“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这种苦中作乐的本事，让人读来既心酸又敬佩。他还写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最大的“功业”竟然是被贬的三个地方，这是自嘲，却也是最大的骄傲——因为他在最艰难的地方，活出了最丰盛的人生。
读苏轼，最让我动容的是他面对苦难时的那种从容。他不是没有痛苦——丧妻之痛（王弗、王闰之先后离世）、丧子之痛（幼子苏遁夭折）、被贬之痛、牢狱之灾，他都经历过。但他有一种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的本事。正如他所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颠沛流离中修炼出来的。苏轼告诉我们：人生的高度，不在于你站得多高，而在于你跌得多深之后，还能不能笑着站起来。他用一生证明——在最低处，也可以活出最高的人生。（张哲源）
转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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