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中央十八大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包括“十二五”规划，决策层多次释放的城镇化信号，无疑表明城镇化已经被中央赋予重要地位。其背后的必然逻辑是，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突出，而城镇化则扮演着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角色，开始成为经济长期发展最大的红利。

　　民建中央在今年的提案中指出，要把城镇化这一内需“最大潜力”与改革“最大红利”有机结合起来。

　　“新‘四化’就意味着要对失衡的部分进行加强，强调同步发展。否则经济就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李成贵说，其中，关联效应最强的城镇化，无疑将扮演核心角色。加快发展城镇化既是经济结构均衡的需要，也是中国在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

　　李成贵进一步解释称，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最早提出“小城镇大问题”，随后演变成“小城镇大文章”，直到1998年被提升到“小城镇大战略”。小城镇在提高城镇化水平，以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安徽省第十二届副主委李爱青在其议案中指出，城镇化代表现代化文明发展总体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但是城镇化道路到底是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等城市或小城镇为主，历来存有分歧。

　　上个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家开始有意识地鼓励发展小城镇。在1982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上也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随后1998年“小城镇”被提升到“大战略”的高度。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1年6月，国务院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该战略作出更加全面系统的诠释：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李成贵解释为，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四级新兴的城镇体系，应该根据地域经济发展情况，各得其所。

　　不过，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所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等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发展或平行发展。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同时依托大城市，特别是“两横三纵”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民建中央也在提案中表明，既要“做多”城市群，也要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和“大城市病”。

　　蔡继明补充道：“所谓的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的大城市病，并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而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高浪费经济发展模式迟迟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