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钢铁产能过剩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是明显的，产能达7.3亿吨，而需求只有4.7亿吨，过剩2.5亿吨。同时还有在建的许多钢铁项目，这样下去，中国的钢铁工业是没有出路的。”在谈到中国钢铁产能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曾作出上述表示。

　　“虚胖”的产能

　　“钢铁行业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产能过剩。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说产能过剩，而究竟哪些品种过剩？为什么过剩，谁也说不清楚。”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冶金业商会专家刘勇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咱们国家的产能大，超过了消费量，但是超过了多少，哪一类是超过的，哪一类是短缺的，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而超过了要怎么办？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有新的思路，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所以，现在关于产能过剩问题基本是在瞎嚷嚷。”

　　上述一番话，刘勇昌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我国钢企在应对过剩产能问题时思路和举措上的混乱。“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品种有两类，一类是1.2m的热轧板卷，这一块的产能大约在1.82亿吨，这还是去年的统计数字。而我们当前的消费量大约在9000万吨，产能产量和消费量相差一倍还多。今年的产量平均下来一个月近1000万吨，年产量在1.2亿吨左右，而消费量不能与产量同比增长，这一块是明显的过剩产能。”

　　刘勇昌介绍，2005年，我国热轧产能生产线是19条，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热轧产能生产线达到了61条，“三年增加了42条生产线，产能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不可控制了。”

　　刘勇昌分析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这是我们一直强调提升板管比，追求大型化造成的后果。“这样造成的产能过剩，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相关部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偷”出来的产能

　　“另一种产能过剩指的膨胀产能。”刘勇昌对记者解释道，“这一类企业的产能本来是正常值，由于前几年钢企产量越大效益就越好，因此一些企业拼命追求产量而造成了产能过剩。

　　刘勇昌对记者举例子说，炼钢的转炉本来产能是100万吨的，但是实际产能可以达到200万吨，“转炉炼一炉钢要50分钟，但是他只炼30分钟。偷工减料，时间缩短了，产能相应就提高了。”

　　据记者了解，调查发现约有10%的企业转炉冶炼时间仅20几分钟，吹氧时间仅10分钟左右，为了追求产量，过度压缩吹炼时间，降低了质量档次。“还有就是超装，在转炉中超装铁水，这样也膨胀了产能。”刘勇昌告诉记者，超装铁水后转炉中的煤气和二氧化碳都不能有效回收。“1.2亿吨的螺纹钢中，有三分之一的产能是这样膨胀出来的，8000万吨的线材4245,-76.00,-1.76%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产能这样膨胀出来。”刘勇昌说。

　　这样，虽然产量高，高炉利用系数高，但钢中有害杂质多，质量低，能耗高，煤气不能充分回收，不能实现科学和谐发展的理念。

　　如何“瘦身”

　　如何才能根治钢铁产能“虚胖症”？“这类企业要提高质量水平，首先要降低产量，把膨胀的产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业内资深人士、钢铁业研究专家宋继军指出。

　　“如果我们狠抓质量，我们的产能就能下降30%。”对这一点刘勇昌信心十足。记者在走访调查中，有业内专家对记者反馈，用高端的建筑钢材4269,-62.00,-1.43%代替现在用的低端建材，只建筑钢材一项就可以降低用量13%~20%。“用HRB400或500的三级螺纹钢代替HRB335R　二级螺纹钢，可以降低14%~20%的钢材消耗量，约在1200万~1600万吨。”

　　“同样，钢管如果用轻便式的可以降低钢材用量30%~50%。”对此，刘勇昌说，“关键是我们现在喜欢用厚的粗的，不喜欢用高强度的，薄的和细的。这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是钢企不愿改，国家标准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造成的结果是产能大大上去了。”

　　据了解，热轧板卷平均厚度减薄一个毫米，产量就能下降10%，但前提是质量必须是高档次的。就像船板，提倡绿色低碳化，轻量化，要的就是薄的。“这样就可以把产量降下来，产量下来，能源消耗也就下来了。”刘勇昌对记者说。

　　降低产能空间很大，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全国有800万吨用焊管制作的脚手架，据测算，如果用高强钢制作轻便型脚手架，可节约钢材30%~50%，并且可大大提高施工的安全性。“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减少了用钢量，既节省了资源，同时又减少了矿石依赖，还提高了我们的建筑质量，是一举多得之事，我们应该下狠功夫来做。”刘勇昌说。

　　规模不等于技术

　　“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再批项目了。”刘勇昌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有最先进的装备完全可以搞得出精品，根本不需要再上什么精品项目。那样只会扩大产能。精品是技术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

　　事实上，提升产业集中度已经证明不能为我们肥大的产能瘦身。提高产品质量却是关键，而运用市场经济观点调控产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过分追求规模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也不能降低产能。企业当紧要做的是，不要重复建设高耗能、低利润的低端产品生产线，而要提高工艺技术，发展高附加值、高档次产品。

　　记者了解，德国的百年钢铁企业，年产量只有不足百万吨，但已经发展了150年了，“一个不足百万吨的小钢厂在钢铁强国中生存150年，主要就是靠品种质量培育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我国钢铁产能的无序扩张，刘勇昌表示，最近10年我们一直在搞产量，搞规模，搞建设。把很多问题都隐藏了。现在通过经济危机，一些问题开始水落石出了，产能过剩问题尤其突出。“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的三年不批项目的提议，我是很赞同的。”刘勇昌表示说，“但是好多人反对，因为他们要建大厂。如果再建大厂的话，和限制产能还是冲突的。6.3亿产能很可能还要往上上，变成7亿多，这是不行的。”“市场终究要对产能过剩问题作出反馈，目前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已经显现。”业内人士说。

　　制度应更完善

　　“企业的重组，特别是像钢铁业这样高度垄断的行业，应该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意愿。不能总是靠行政力量强行介入。”钢铁行业分析师陈建认为，政府过于参与，往往造成国进民退，其重组效果不会很好。

　　刘勇昌也表示，政府应该支持企业间自愿的联合重组，而不应强拉硬拽，“当年宝钢与济钢重组在日照建厂就是个例子。当地政府的强烈反对造成合作最后流产。而杜双华最后介入，但由于资金上的原因，日照钢铁的建设只能停留在低端层面了。”“相反宝钢重组八钢就是个成功的例子。”刘勇昌说，“双方技术和资源优势互补前提下自愿重组，重组后的八钢在产业技术上得到巨大的升级，在经济危机中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取得了不错的效益。”

　　还有，沙钢与永兴的联合，在优势互补和技术创新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而有些政府行为的联合重组却事与愿违，比如鞍本联合，无果而终；建龙与通钢的联合，不但没有成效，还酿成了悲剧”。“对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大连会议提出的每个省建3到5家大钢厂，我是不同意的。”刘勇昌表示，“这等于是回到计划经济阶段了，纯政治指令并不是每次都会起到作用的。我们以前大炼钢铁的时候搞过，现在再用等于倒退回去了。我们应该转变思路，更多从市场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于产业重组，我们在建立审批制度的同时，最好也要建立事后评估制度。三年后对重组的企业进行效益评估。”刘勇昌表示，“要看企业到底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从而找出合理的重组模式，减少资源上的浪费和产能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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