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之路还有多远

　　编者按 从出口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所占的份额不断提升，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近，在这些头衔之上，中国又多了一顶桂冠：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中国对外贸易始于先秦，盛于宋元，衰于晚清，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的快速发展，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创造了世界贸易发展史上的奇迹。虽然拥有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身份，但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更为艰巨。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因素，我国贸易大国的桂冠还停留在“数量”上，未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备了与第一贸易大国相匹配的话语权？在“质量”上如何提升？从贸易大国走到贸易强国需要从何处升级？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2013年12月19日下午15点28分，济南海关驻莱芜办事处办结了一份普通的进口报关单。当时，并没有人知道，随着这张报关单的办结，我国年度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当然，也没有人料到，这份普通的报关单，让中国的外贸数字超过了美国，成了世界第一。

　　直至2014年3月1日，商务部宣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虽然我国已成贸易大国，但下一步成为贸易强国仍任重而道远。

　　定价权之困

　　“在整个外贸和产业发展中，‘大’是‘强’不可缺少的基础。贸易强国的表现是拥有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这方面我国还比较差，说明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还有一段路，需要先争夺定价权，后争规则制定权，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如是说。

　　外贸大国的发展之路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统计显示，对外贸易直接和间接带动1.8亿人就业，中国平均每4个就业人口中，就有一个人从事和外贸相关的工作。

　　但是，对于贸易大国的身份，业内却有不同的看法。

　　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中国是很多跨国公司的加工厂，跨国公司从外国进口东西，然后在中国加工，再出口到国外。一些专家表示，“大而不强”是我国对外贸易中显现的突出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一半产值都仅是赚“打工费”，目前仅仅是“大”，离“强”还很远。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外贸强国一定是开放大国，拥有定价权、担当权的开放大国。开放大国是价格的决定者，不是价格的接受者；是规则的执行者，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责任的担当者，不是责任的推卸者；是逆周期的调节者，不是接受者。

　　那么，从贸易大国如何走向贸易强国？

　　梅新育分析认为，“从大到强”需要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相对较小，新兴制造业只有通过打开海外市场才能充分发掘产业规模效益的潜力，才能实现较快发展。如汽车工业规模经济突出，通常认为，在具备接近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装备水平的情况下，轿车厂最小有效规模为年产30万辆；但在北京吉普公司成立前的1983年，中国汽车产量合计不过239886辆，即使全部内销，再加上进口的25156辆，全年国内市场总销量也不过265042辆，尚未达到一家轿车厂的经济生产规模。而在缺乏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的条件下，为了打开海外市场，出口定价较低、用国内市场利润补助开拓海外市场便成为常见策略。

　　第二阶段是等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国内市场容量大幅度扩张之时，国家就需要转入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的策略，从而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就是需要从第一个阶段转向第二个阶段。

　　“大”与“强”并不矛盾

　　从1978年排名世界货物贸易第32位，到今天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我国走过了35年的时间。当然，“货物贸易第一”，还只是对“数量”上的认可。相对于美国，中国服务贸易目前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是全球最大的服贸逆差国。服务贸易软实力是短板，成为制约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最大硬伤。

　　张燕生也说，我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强的配套能力，迅速成为国际产业的生产基地，但企业竞争力还不强，品牌还不多，话语权相应地也受到限制。

　　如何从贸易“大国”发展为“强国”，迅速上升为舆论热点。对此，梅新育向记者表达了如下观点：“现在国内有一种倾向，即将贸易大国与强国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这两方面并不矛盾。没有较大的经济规模，难以在较长时间内可持续地支撑贸易强国的地位。没有‘大’不可能‘强’。在这点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史都可以说明。”

　　梅新育表示，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生产者，一个强大的国内或者地区市场可以赋予多方面的利益与优势。

　　与张燕生在“定价权”上的看法相一致，梅新育认为，贸易规模小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中央银行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抗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

　　“大国则拥有较强能力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经济冲击，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周期运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同步。这样，其他条件相同，同样是高度国际化的企业，母国为大国的企业同时拥有周期不同步的母国市场和外部市场，母国为小国的企业所拥有的则是周期同步的母国市场和外部市场，前者销售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收入将稳定性较高，波动性较低。”梅新育说。

　　因此，在外部市场遭遇危机冲击之际，作为贸易大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将赋予中国产业及对外贸易的优势，即出口企业能够借助国内市场弥补出口市场损失而渡过难关，从而赢得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

　　然而，成为贸易大国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中国经贸形势高枕无忧。正如张燕生向记者所言：“我们下一步是走向贸易强国，还是会被边缘化，面对新的经贸规则是选择对抗，还是变更？”

　　全面看待“赚加工费”问题

　　外贸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推动产业升级、缓解国民经济发展制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回避一个现实：中国贸易盈余主要来自占外贸总额较大比例的加工贸易，而更多的舆论诟病则指向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一半产值都仅是“赚打工费”这个问题。

　　对此，梅新育坦言，在“赚加工费”方面，走到了极端也是错误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旨是提升加工贸易商品的层次，以及增加加工贸易在中国境内的增加值，最终提高中国在加工贸易全球价值链上所获收益份额。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提升加工贸易商品的层次，或是创建自己品牌，亦或是延伸增值链条，还是兼顾内外贸易，都是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的层次上讲的，不等于在微观层次上所有企业都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我们不是要彻底改变现行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体系，而是要改变这个体系的收益流向。假如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前我们100%的企业是为海外公司、海外品牌做贴牌，转型后倘若我们出口规模没有缩小，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没有下降，仍有95%企业是在做贴牌，但80%的量是给中国公司、中国品牌做贴牌，那么，这就是巨大的成功。”梅新育说。

　　梅新育认为，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政府不要强求所有企业都走自创品牌的路，企业也不要都选择走自创品牌道路，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已经积累了足够实力的企业可以选择自创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打天下，对尚不具备相应实力的企业，政府要推动、鼓励它们为有实力的自主品牌企业配套、贴牌加工，抱团打天下。

　　金融杠杆效应不应忽视

　　在对外贸易领域，人民币升值始终是贸易大国之间角力的焦点。据一项调查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中，90%多不了解有哪些方式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即使了解也没有主动参与的意识。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国内出口企业都无一例外会受到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而已，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已是当务之急。

　　因此，伴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加速，迫切需要更多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服务产品，以满足出口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要求。

　　梅新育建议，在争夺定价权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影响力。

　　“我的意思是不仅仅局限于常说的期货市场之类，而是发挥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对整个商品市场的影响。比如说，我国国内某些债券品种出现违约风险，这一风险迅速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传导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备受冲击，且冲击还在进一步深化之中，卖方谈判地位极度削弱。在景气时期，我国力图争夺这些商品定价权而不可得，现在的这种金融风险却从另一方面给我国争夺商品市场定价权创造了机会。不一定是要在景气时期才能取得定价权，萧条时期也可能成为争夺定价权的机会。”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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