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召开的《以药物创新应对癌症的挑战》（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现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指出，目前针对胃癌、食道癌等我国特发高发癌症，临床有效治疗药物寥寥无几，缺药困局亟待破解。
高发癌症亟待控制
“有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癌症新发病例429万例，死亡病例有281万例，我认为这个数字略微保守。”沈琳表示。
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肿瘤防治进展》，中国癌症发病人数占全球癌症发病人数的22%，癌症死亡人数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27%；我国每天约10000人被确诊患癌，7500名癌症患者死亡。我国癌症患者年龄标化5年净生存率变化数据显示，相比2000年~2004年，我国多种癌症的患者生存率在2010年~2014年有所提升，胃癌患者生存率从30.2%上升到35.9%，食道癌患者生存率从22.9%上升到29.7%。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进步略显缓慢。《报告》显示，中国所有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2015年预估为36.9%，而美国2012年的数据就为70%。
我国癌症患者生存率提升相对缓慢，是因为我国癌谱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区别。《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前列腺癌和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我国，而我国的上消化道系统癌症，如胃癌、肝癌、食道癌发病率远远高于美国。“食道癌、胃癌、肝癌是公认的世界难题，而我国肝癌患者多是乙肝病毒感染引发，其生存率低于西方多发的、由丙肝或酒精性肝硬化导致的肝癌。”沈琳指出。
癌症防治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结直肠癌和食道癌在中国城市地区的人均就诊负担最重，大约为每年1万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负担次之，大约为每年9900美元左右；肝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诊支出相近，约为每年8500美元左右。”沈琳介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换算成美元约为4200美元。
药物研发遇新瓶颈
研创癌症治疗新药愈发艰难。《全球抗肿瘤药物研发报告》显示，2006年，平均10个在研抗肿瘤药物中有1个可进入市场，而到2015年，平均55个研发药物中才有1个上市。
“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应该说是碰到瓶颈了。”诺华肿瘤（中国）肿瘤医学部副总裁赵燕坦陈，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在不同领域均受到阻碍。从化疗药物发展到靶向药物后，癌症治疗的思路被拓宽，但靶向药物治疗对提升患者的生存期作用有限，并且一旦患者发生耐药，癌症细胞的繁殖通路将再度开启。而癌症免疫治疗的有效率并不理想，为20%~40%不等，同时免疫治疗在实体肿瘤的治疗上难以突破，因此业界正尝试采用“化疗+靶向”“靶向+免疫”等方式，对肿瘤进行联合治疗。
而在罗氏制药中国医学部副总裁张方直看来，目前新药研发上的瓶颈与研究界对疾病的理解有关。过去10~20年，人类对肿瘤疾病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解突飞猛进，药物研发成功率令人惊喜。但当人们对一个疾病的理解到达一定程度后，后续的理解及产品开发则很难超越。
沈琳站在医生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健康产业发展迅速，竞争也更为激烈，企业间不仅要比拼研发能力，还要在时间上竞争。因此企业往往同步进行很多研究，研发的精细化程度相对下降，这导致了研发失败率的上升。”
聚焦中国高发特发癌症治疗药物的研发，药物的缺乏进一步凸显。沈琳介绍，目前胃癌的靶向药物仅有一种，食道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没有诞生新的化疗药物或靶向药物。
此方面研发进展缓慢，除受研发大环境影响外，还因为这些癌症鲜受他国关注，在药物研发上，往往只能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显得势单力薄。“大的跨国医药公司基本来自欧美，他们更关注欧美高发型疾病的治疗。胃癌、肝癌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高发疾病，可能不是跨国药企的研发战略重点。”赵燕说。
而即便要将其他癌症的治疗手段“移植”到消化系统特发高发肿瘤上进行异病同治，也因为后者独特的疾病特质和人们对它有限的了解而难以进行。沈琳据此预判，“对消化道肿瘤的治疗5年内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进步。”
双措并举惠及患者
要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和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创新药物研发。一项研究表明，癌症患者83%的生存率延长归功于包括创新药在内的新疗法。
因此，尽管研发难度“升级”，癌症药物依然是全球药企的研发热点。美国药物研发与制造商协会发布的《肿瘤药物在研报告（2015）》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800种治疗癌症的药物在研，其中有29个胃癌治疗药物、35个结直肠癌治疗药物。
我国进行的癌症治疗药物临床试验也有明显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试验数据库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1月，在中国进行的与癌症相关的临床试验研究项目约为33407个，数量已超过英国。另有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有超过450项与新分子实体药物相关的肿瘤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创新研发热情高涨，但影响药企研究中国特发高发癌症用药信心的因素依然存在。药企研发决策的基础是对患者流行病学的清晰认知和对疾病自然病程的充分了解，但由于我国特发高发癌症数据不清晰、学科划分未明确，企业缺乏研发基础。沈琳介绍，从数据层面看，不同机构公布的癌症数据往往存在差异，数据不统一、数据源不明确给企业决策带来困惑。并且，癌症统计数据的分类较模糊，食道癌数据常并入食管胃结合部肿瘤数据，食道癌患者群体规模难以明确。在学科设置层面，对肿瘤学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推进胃癌、食道癌的研究仍存障碍。
令企业头疼的是，认知不足往往伴随临床试验的失败。近年来，国内外药企了解到中国食道癌高发的现状，都开展了相关研究，但研究成果还未显现。赵燕和张方直介绍，诺华和罗氏都曾进行过针对胃癌的大型临床试验，但因难以达到治疗效果而失败。沈琳对此感同身受：“我本身也是做消化道肿瘤临床研究的。看到其他方面的癌症药物一个个研发成功，我们老是失败，产品总上不了市，形成恶性循环，大家就更不愿意投入了。”
究其失败原因，正如张方直所言：“创新性药物的产生基于对疾病有比较深刻的疾病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认识。但目前科学界对我国高发癌症的理解还相对有限。”对此，沈琳呼吁制药企业、医疗行业、政府部门及社会资金，加大相关投入。张方直也期待政府和更多的学术单位投入相关研究，以帮助药企增进对相关癌症的认知。
在抓紧新药研发的同时，提高预防水平、早发现早诊疗是提升癌症患者生存质量的必行之策。“通过癌症综合干预、筛查和早诊早治来减轻疾病负担，治愈或大幅度延长患者生存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是现阶段中国在癌症防控领域的首要任务。”沈琳介绍，在消化道癌症同样高发的韩国，预防水平的提高对患者5年生存率的提升发挥了很大作用。1999年以来，韩国推行癌症筛查计划，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2000年~2004年的48.6%提高到2010年~2014年的68.9%，结直肠癌的生存率则提升到70%以上。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记者 落楠）
转自：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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