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40年:我们的城市故事还动人吗?


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18-04-03





  浙江嵊泗列岛边礁岙渔村,经过宋建明团队色彩营造后,民居外立面拥有暖红黄系的21种色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暖雅纷华”的色彩风貌。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相比悠久的校史,“设计”在央美是年轻的——上世纪90年代,时任院长的靳尚谊决定建立设计学科,21世纪初,才由潘公凯院长推动成立设计学院、建筑学院和城市设计学院。


  3月20日~21日,“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集结全国100多所设计院校、一流设计机构以及众多著名设计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从20世纪早期的“图案手工”,到20世纪中叶的“实用美术”“应用美术”“工艺美术”这些命名,虽然都体现了设计的意识,但无论在社会认知还是学科概念上,设计的本体还未明确,直到改革开放,“设计”这一概念才得以确立。


  改革开放的中国催生了中国设计。“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说:“传统不是继承的,传统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而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创造新的传统。500年后,我们今天做的事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


  “最好色的教授”用色彩复活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被称为“最好色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城市色彩的规划与营造。宋建明回忆,1978年考进浙江美院(中国美院前身)染织美术设计专业的时候,内心有点起伏,觉得“男人画花布有点儿问题”,于是就自修了建筑,没想到现在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研究城市色彩。


  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在2015年,色彩设计让一个浙江的小渔村重焕生机。当时,浙江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宋建明团队对一个因水体污染而日趋败落的小渔村进行色彩营造,昔日灰暗、陈旧的民居外立面被赋予暖红黄系的21种色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暖雅纷华”的色彩风貌。


  渔村的色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后就不走了,因为这个小岛很漂亮,完全可以开民宿挣钱——如今,旅游高峰期根本订不到房子。“小岛牛了,顺带我也牛了,大家意识到,原来色彩也是一种生产力。”宋建明说。


  “时至今日,城市色彩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包括旧城与新城交杂的矛盾如何解决,城市未来色彩如何演变。”宋建明说,“我们已经把中国的色彩方法和体系呈现出来,也有能力去营造。”


  色彩学源于西方,在中国也从此落地生根。范迪安说:“吸收外来经验的真正目的在于服务本土——解决本土的问题、实现本土的转换。中国设计界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将国际经验与中国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设计。”


  公共艺术的意义在于培养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梳理中国设计40年的时间节点,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王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表情还友善吗?我们的城市还有愉悦感吗?我们的城市故事还动人吗?


  “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转型的一年,城市建设从规模转向质量,从注重功能转向重视人文,从围绕经济转向围绕文化为核心。”王中说,中国的一线城市,包括很多二三线城市,在功能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城市的公共文化仍在路上。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让艺术区营造空间。”王中说,公共艺术是城市的名片,比如自由女神像代表纽约、美人鱼雕塑代表哥本哈根,而芝加哥提出了“城市客厅是我的形象代言人”——它于2004年建成的千禧公园占地24英亩,被称为芝加哥的前院。


  中国古代也有城市设计,但从现代城市设计为大众服务的角度,是1978年之后慢慢开始。王中说,2004年哈佛大学有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核心结论就是一句话——“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点火仪式,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艺术的中轴线。”王中强调,设计不能忽略中国人的文化密码。


  王中认为,公共艺术当然能给城市带来宜居的生活,但其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到底在培养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日本有一个项目叫“小学生的窗口”——小学生从小从家里窗户往外看到什么,将决定他一生的审美,或者说决定了他未来对这个城市会有什么样的贡献。


  “城市是能教育人的,城市是能影响人的。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机制,让艺术家、规划师、建筑师、工程人员甚至市政人员,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探讨一种城市新的可能性。”王中说。


  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柳冠中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北京使馆的室内设计工作,“做了思考、做了调研,拿出图纸到一家著名的灯具厂,老技师却说看不懂,还问我,‘小柳,你设计的是灯吗?’”柳冠中吓了一身冷汗溜回家,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我设计的是‘照明’,不是灯具。”


  “阻碍设计发展的一个硬障碍就是一定要看产品——灯具,其实我们要的是照明,我们意识到好设计应该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需求,而不是从造型去设计一个美丽的灯。”柳冠中在1985年提出,“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研讨会上,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希拉·德布雷特威尔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用本民族的文化经验进行创造与分享。有一次,她邀请学生带一些有“民族提示”的物品到课堂,一个菲律宾学生带了一盒家乡产的午餐肉,盒子上印着民族特色的鲜艳色彩。


  后来,这名学生从这个盒子出发做了一本书的设计,他毕业后不仅成了一名设计师,还成了一个出版商。“这就是他能够用来自本土文化的一些符号来激发创造的潜力,找到输出的一个点。”德布雷特威尔说。


  工业设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纯粹的装饰艺术到逐渐与产业结合,到今天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紧密结合。柳冠中说:“中国要超越,并不是要走别人的路去超越别人,而是要走我们自己的路。”(记者 蒋肖斌)


  原标题:中国设计40年:我们的城市故事还动人吗


  转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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