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宜航
昨天,任(仲夷)老远行。云山垂泪,珠水含悲……
瑟瑟寒风里,我,一个新闻界的后辈,抚摸着任老亲撰的两份手稿,百感交集。
手稿,拿在手上,刻在心里。它,彰显着任老对党的无限忠诚,也寄托着任老对记者的深切关爱……
手稿,把我的思绪拉到了三年前。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任老是代表,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自然是记者紧盯的目标。但任老当时已88岁高龄,又大病初愈,谢绝一切采访。
11月6日,广东代表团启程赴京。在白云机场,我向任老表达了采访的愿望。任老摆了摆手:“身体不好,精神不死,采访不行。”
抵京后,我多次与任老联系,希望能面聆教诲。
11日早上9时,任老秘书潘东生突然打来电话:任老在房间等你,独家采访。9时20分,我赶到任老驻地。这位尊敬的老人正神采奕奕地坐在沙发上,没有戴那顶大家熟悉的鸭舌帽,手上拿着两份谈话稿,潘秘书悄声说:任老写好了一份,自己不满意,又写了一份,“很认真”。
细细瞧去,两份手稿,一为铅笔所写,一为圆珠笔所写。两份手稿的背面,还分别标明了“1”和“2”。
潘秘书在旁解释:任老昨晚写到很晚,改了又改。
任老开口了:“这稿只供参考。你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我说,你记。”
任老谈起了对“三个代表”的深刻理解,谈起了“双百方针”……其间,他先伸出三个指头,又伸出一个指头。他风趣地解释:“三个代表”一个都不能少。
我深深地折服了: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看问题入木三分,说道理浅显易懂。潘秘书趁机给我讲了个小故事:任老乘电梯下楼,没看清楼层就步出了电梯。有人说:还没到呢。任老答:嗯,冒进了,冒进了!电梯里笑成一片。
11时40分,任老坐在了我的手提电脑前,一边手持放大镜看稿,一边让我读给他听。他还时不时提醒我:读得太快了,太快了……
11时59分,任老看完稿,说:加四个字,改一句话就行了。那两份手稿,你先拿去参考。
今天,再次捧读这两份已经泛黄的手稿,手有余温——任老,请允许我向您深深地鞠躬,再鞠躬……
两份手稿,仿如思想的高山……所以,我说,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有机会仰望了任老思想的高山。
转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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