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雕一彩一绣”中的广绣，作为代表性的广东手工艺品种，广为人知。岭南之地，人杰地灵，历史上又是桑蚕业的重地，以蚕丝为原料的工艺品，远不止广绣，广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种。
在广州“匠心神巧——广作特展”的展厅中，静静地陈列着几匹优雅精致的清代广缎。虽然已经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但它们在柔和灯光的照射下，仍泛着令人沉醉的光泽。
喜用明艳色彩 极富岭南风格
学者指出，在花色品种繁多的丝织工艺品之中，锦缎是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我们日常形容景色之美，也常用“如披锦缎”这样的词汇，可见锦缎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美丽的代表物之一。一般统称的锦缎，实际上是锦与缎两种不同的丝织物。按照《释名》的说法，“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字从金、帛。” 《六书故》载“织素为纹曰绮，织采为纹曰锦”。从而可知，锦是以彩色熟丝、经重（或纬重）组织、提花织造的高级精美丝织物，织造技术复杂，花纹图案丰富，色彩艳丽。清代代表者有“宋式锦”“云锦”“蜀锦”等。
而缎是用熟丝以缎纹组织织成的单层丝织物。与平纹、斜纹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缎纹织物的经纬交织点不连贯，而是以平均距离分布于织物中。一个完全的组织，经纬线最少必须五根以上，故缎纹织物的交织点比其他织物的交织点少，浮线长，织物外观光亮，手感平滑、柔软。平时多见的缎织物主要有花、素两种。
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几件精品广缎，都是上世纪60年代由故宫博物院调拨广博的，现在都是广博的重要藏品。对于这种手工产品，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是这样说的：“广缎原产于我国广东省,其织造工艺与我国著名的南京云锦中的‘织锦缎’如出一辙。两者都是以多彩的纹纬粧彩提花，属重经重纬的高级丝织物，只是织物的花纹设计、颜色的配置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广缎的纹样设计方面，图案、花型一般较小、零碎，但花纹的轮廓、线条自然工整，繁而不乱。在配色方面，通常采用反差强烈的色彩，如大紫大绿相间，甚至采用更加鲜艳的颜色对比使用，十分炫耀夺目。作品大都富于渲染欢乐及热烈的气氛，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格。”
展览中一件“清光绪蓝色斜万字广缎”，构图严谨规整，编织细密精巧，色泽华丽，质地细软，缎尾绣有“粤海关监督臣海绪”字样，可知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粤海关监督海绪特别为慈禧太后寿辰进献的金线广缎。展览中的清代“绿色绣花蝶纹广缎”，用白、绿、红、黄等色织成花蝶，构图严谨繁密，色彩明艳，光泽柔顺；“红色花蝶纹广缎”为红地缎，用白、绿、蓝、黄等色织成花蝶，色彩艳丽，可用来制作喜庆时节服饰。
这些漂亮的广缎，不但有古老的韵味，也有精细的做工。身为从广州进入宫廷，又返回广州的皇家之物，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感，也是厚重的。
曾是世界名货 创新从未停步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下的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不仅是“十三行”这个今天大家都很熟知的名字最早的记录，也清楚地写明了广缎等广东丝织品受市场欢迎的程度。
广州织绣工艺历史悠久，唐代已闻名全国，清代更臻精美。广缎的表现手法独特，装饰效果极强，清代很受皇家喜爱，与广纱等一道成为进贡之珍品，且行销海内外。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等历史资料中可以知道，粤海关屡屡受命在广州按宫廷旨意采办绣品或组织巧匠按需制作御用品。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粤海关就进贡宫内“金丝绦一条、银丝绦一条、蓝斜纹一疋、青斜纹一疋”；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东总督鄂弥达进贡“贡葛一百连、凤葛一百连、波罗蔴一百连、增城葛一百连、隆江绉袍褂料六十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广东巡抚德保进贡“各色金丝缎二十疋、各色大彩二十疋”；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广东巡抚朱珪进贡“洋金缎二十端、洋绿缎二十端”。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
广缎具有“质密而匀，其色艳华，光辉滑泽”的特色，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但是有段时间，本地丝的质量不及湖丝。用本地丝织成的缎光泽度不足。为了克服这个毛病和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州的丝织工场一方面在雍正年间从江浙聘请师傅，传授丝织技术，另一方面则增购吴丝，使广缎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清代的缎织物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质量亦大为提高，是很流行的丝织品种。当时缎织物名目之多，花色之丰富，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缎织物，据不完全统计有妆花缎、暗花缎、织金缎、二色缎、八丝、五丝等数十种名目，其中就包括以出产地命名的“广缎”。
如果从织造技术和外观特征来区分，广缎大体可以归入花缎类。从外观看, 广缎与闪缎相似，但比闪缎色彩多，颜色更为鲜艳。织造广缎经常使用的颜色有橘黄、玫瑰红、粉红、藕合、大绿、白色等, 花纹以花鸟、花蛛、蜜蜂等细碎小巧的纹饰为多。
独特地理人文 促进外贸繁荣
清代丝织工艺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包括广东在内，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民间的纺织作坊。在生产中，不仅保留和发展了传统的品种和织造技术, 而且有许多新的创造，形成了这一时期丝织品的特有风格。
而广州与西方国家直接开展海上贸易，特别是所谓“一口通商”之后，不仅广东各地的物产大量集中到广州，全国各地运到广州的货物也很多，比如福建的红茶、樟脑、糖、靛青、烟草、纸、漆器；浙江的纸、扇子、笔、酒；河北的人参、葡萄干、枣子、皮货、鹿肉、药材、烟草；陕西的黄铜、铁、宝石、药材；甘肃的金子、水银；四川的锡、禽鸟、孔雀翎等。这些产品除了主要用来出口之外，还有一部分产品在广州和国内其他地方销售。由于中国物产丰富，且有多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突出竞争力的独有产品，所以广州的出口贸易总体保持着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丝、茶、瓷器、药材的增长尤为突出。有学者统计，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七十年间，广州出口的茶叶增长了十倍；十九世纪初三四十年内，广州出口的生丝增加几乎达八倍之多。清代乾嘉之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品性生产在明末出现高潮之后，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养蚕植桑发展得很快，提供了大量的出口。
广州这个时期的手工业不仅数量多，管理水平先进，且注意增加新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广州外贸的刺激。对商人们来说，掌握商品的信息，不断关注不同市场的变化，适时地在广州进行快速灵活的改变。这使得广州传统的手工业产品、工艺品能够继续扩大销路，保持长盛不衰。
转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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