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经济步入新常态 根本动力来自创新

　　日前，第三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发布了《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并将面临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等三大挑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要稳步步入工业经济的新常态，关键是要转换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创新工业化战略，转变工业增长方式。换言之，步入新常态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以创新驱动战略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达到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的经济新常态。

　　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结构趋优

　　统计数据显示，自2010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到19.7%以后，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2014年前3个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8.5%。从工业投资、消费、出口等方面看，增速回落是一个共同趋势。

　　同时，结构优化的特征也日趋明显。黄群慧表示，从工业投资看，制造业投资增长远远高于采矿业投资增长，制造业内部高科技行业投资增长较快，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保持高速增长。从消费看，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表现为农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呈现缩小态势，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区域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长较快。从进出口看，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表现为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远远高于全部工业品出口增长，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不断下降，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中西部出口明显增快，进出口市场分布日趋多元化。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居三大行业之首。近几年，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从东、中、西部工业区域结构看，2005年以来总体上维持“东慢西快”的格局，虽然2010年以后各地区工业增速普遍出现下降，但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西部工业增速仍比东部工业增速分别高出9.7个、4.8个和1.6个百分点。

　　工业化后期须重视三大挑战

　　《报告》指出，我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伴随着经济阶段的转换和经济增速的下降，会出现一些重大的挑战和风险。各国历史经验表明，与工业化中期相比，工业化后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来支撑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自然回落。对于我国而言，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工业革命三大挑战。

　　黄群慧介绍，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也不同寻常：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上看，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产能过剩的程度看，2012年3月份~2014年10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2个月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实体经济不景气等情况。二是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许多产业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试图等待通过长期需求逐步消化掉已几乎没有可能。三是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战略亟待转型以及我国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体现。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与产业重组、雾霾治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的综合治理工作，而且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在工业化后期，我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创新驱动战略，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后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任务艰巨，更具挑战的是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的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黄群慧指出，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的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政府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直接赶超型的产业政策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了，这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

　　《报告》认为，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同时，发达工业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路径有可能被封堵。”黄群慧说。

　　避免工业增长失速和结构失衡

　　“面对工业化后期的各种新挑战，能否稳步进入工业经济新常态，关键要防止两方面风险。”黄群慧指出，“一是工业经济增长‘失速风险’，也就是工业增速不断下滑，滑出可以接受的底线，从而诱发经济危机；二是工业经济结构‘失衡风险’，工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以实现，环境与资源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业发展方式不能转变，这最终会影响到工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而在当前工业增长动力趋弱的情况下，要避免上述两种风险，关键是能否通过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来增强工业增长的新动力。《报告》认为，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动力主要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化自身演进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供给推动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力。

　　对此，黄群慧认为，无论是来自工业化深化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城市化推进的拉动力，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的情况下，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改革开放意义的制度创新。考虑到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体制机制的约束，未来工业增长的“源动力”更大程度上将表现为制度创新。

　　转自：中国冶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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