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铸就忠诚

　　父母去世后，他们一直是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不敢去触碰。父亲虚岁8岁、母亲7岁订的娃娃，他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们用平凡的一生，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整理记录下他们经历的点点滴滴，缅怀我的父亲母亲，缅怀和我父亲母亲这样平凡的共产党人。

　　父亲曹金贤，1923年2月11日，出生于现莒南县十连字镇沟下口村，1940年参加革命，任乡青救会队长，1942年参军，在莒临边工委办事处主任薛翰亭身边当通讯员，同年入党。1943年9月，中共莒临边工委改为中共莒临县委，我父亲被抽调到滨海行署警卫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集训，父亲作为集训一班的班长各项成绩优秀。1943年12月上旬，时任滨海专员公署专员的谢辉，到集训队看望大家，在接见完列队整齐的全体集训队员后，谢辉由教员引领，径直朝我父亲站的位置走去，然后围着我父亲转了两圈，又从后面把我父亲抱起来（注：我父亲身高一米七六、很壮实），在地上摤了三摤，对教员说：嗯，就是他啦。第二天，我父亲就被叫去担任了谢辉的警卫员，后任滨海行署警卫队班长、副排长、副队长等，先后参加了孟良崮、莱芜等重大战役，1947年被华东支前司令部授予二等功。1947年秋，组织安排我父亲先后到行署干部培训班、地委党校学习班等学习。后任临沂地委土改队工作组组长。1953年起先后任临沂地区种子站副站长、水利站站长、水稻试验站站长、临沂地区种子站站长，1985年6月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享受县级待遇，2007年11月29日离逝。

　　母亲陈秀梅，1923年4月17日，出生于现莒南县十连字镇陈家宅子村。母亲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家里有上百亩地，还有成片的"树行子"（树林），到我太姥爷家道开始衰落，我姥爷嫁娶了三个媳妇，大姥娘生了二个女孩；二姥娘没有生育；我姥娘是他用三亩地买的，进门后又生了我妈三个女孩，我姥爷"想男孩想疯了"，天天喝酒，为了买酒，能卖的就卖、能铛的就铛，能押的就押，天天喝醉了就满大街哭，村里人给起了一个外号叫"活禒"（好哭的意思），我姥姥怀了我舅舅，可我姥爷喝了酒对我姥娘不管不问，我母亲他们更是我姥爷的"出气简"，在我舅舅即将出生的时候，我姥爷因饮酒过量突然去逝，我姥姥生了眼疾，把我大姨"过继"给了我二姥娘，我二姨9岁时饿死。我母亲虽然7岁就和我父亲订了"娃娃亲"，但一直没有"过门"（出嫁），带着我舅舅要饭维生，艰难的生活磨砺了她坚强的意志，在她表哥等进步青年的影响下，于1939年初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也将我舅舅带上了革命的道路拥军支前，跟着部队转战南北，于194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母亲历任乡联络员、乡妇救会长、区妇救会长，组织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负责筹备军粮、军装，组织拥军支前、动员参军，组织开展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宣传发动女参加"识字班"等。她不畏恐吓，积极工作，受到莒临边区办事处、滨海地委工委的多次表扬，获得过"小握手钢笔"、"笔记本"等奖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根据组织精简下放人员的要求，我母亲带头报名回乡务农，没有任何待遇。1985年父亲离休时，组织将母亲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约2000年开始，有了建国前老党员补贴从最早的每月70元到2014年的每月790元，2014年4月18日母亲离逝。

　　"小握手钢笔"

　　1941年深秋，我母亲已是莒临边办事处汀水区联络员。作为敌人到处张贴悬赏告示，抓到人可以赏30个现的三人之一，我母亲每到一处开展工作都十分小心，组织开会商量事得先约好"暗号"，在屋里开会不敢点灯，在野外田地里开会，如果有人咳嗽，就拾个地上的"坷垃头"放舌头上"压压"（缓解）。因我母亲已半年多没有回家了，我姥姥想她就称病找人捎信让她回来。得知我姥姥生病，经组织批准我母亲组织完一个村的群众宣传动员会后，顺路趁着夜色回到家中，没想到第二天晚饭时，敌人七八个人的小队就摸到了村子里，我母亲当时随身带着宣传材料、联络人员名单及"小握手钢笔"、记录本等，跑已来不及了，躲又无处可躲，我母亲把"材料"用油纸包好，一会放在锅底下、一会掖到柴草垛里，又都觉得不安全。敌人的敲门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我姥姥一把把带的材料掖到我母亲的腰里，拉着她到了厕所，将她按到粪坑里，然后又用破草苫子盖上。当时的农村厕所就是一个宽约一米见方深约二米的坑，把人粪屎及家养动物的粪便等垃圾都堆在里面，沤一定时间后作为种地的肥料。敌人冲到家里，逼问我姥姥，"有人看见陈秀梅回来了，藏哪里啦"，我姥姥答"她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敌人把家里能翻的翻能砸的砸，把能藏下人的地方找了个遍没找到，只好气急败坏地走了。当时正下着雨，身高不足1.5米的我母亲，站在快到脖子的粪便坑里，身体都冻僵了。鸡叫的时候，我姥姥听着外面没有动静了，才敢叫我母亲出来，换上衣服，我母亲从院子西墙爬出去，往下跳时被随身带的小握手钢笔插到了肋骨，她隐着剧痛，返回了工作岗位。自我从记事起，每到阴天下雨都会看到母亲时不时地用手捂着右胸部，直到1977年，当医生的大姐带着母亲查病时，大夫指着影像对我姐说：你母亲多年前受过伤，有二根肋骨都裂了没愈合。这时我才明白，小时候一碰到她的右侧时，一向坚强的她都会露出特别痛苦的表情，会不由自主的发出呻吟。

　　"老少爷们信任咱是八路军，就得冲上去"

　　我父亲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我姐姐和二个哥哥从小都比较"怕"父亲，不太敢靠近他。我出生时父亲已43岁了，也许他到中年、我是家中老小的缘故，父亲对我特别宠爱，每次他回家我都会形影不离的粘着他，让他讲关于他自己的事。信任、忠诚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1940年前后，日本鬼子在位于现在河东区的汤头镇修建了炮楼，离我们村十多里路，住着鬼子的一个"巡回小队"和十五六个伪军。汤头辖区的刘店子村离我们村3里地"逢一、六集"，是周边村里人赶集打油称盐的主要交易点，汤头炮楼里的鬼子伪军经常出来"抢集"。1944年4月份，我父亲回家探亲，正赶上刘店子逢集，大约十点多钟，邻居大爷捂着头急匆匆从集市方向往回跑，脸了棉袄上全是血，看到我父亲一把拉着他哭着说：二侄，炮楼的鬼子汉奸又去"抢集"了，又抢又打，咱们村好多赶集的都让堵在里面了，你是八路得想法管管。情急之下，我父亲提着他的"盒子炮"冲到村头，向着集市的方向打了一梭子，正在抢东西的敌人听到枪声急忙逃走，原来他们认为是八路军的大部队来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枪。当时"盒子炮"手枪很少，一般只在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或警卫员中配备，一梭子可以打20发。我问父亲，您就一个人，如果真把鬼子引来了怎么办呢？您不害怕吗？我父亲说:哪还顾不上怕不怕，就想着把敌人引开，少祸害点老百姓，老少爷们信任咱是八路军，这个时候就得冲上去。

　　"捡掉在地上的饭渣吃"

　　我父亲在担任谢辉警卫员期间，除了警卫工作外，如遇到重要的文件材料、首长签批件等非常重要紧急的事情，谢辉都让我父亲亲自去送达。1944年初春，有天晚上谢辉专员让我父亲不用值班了，明天早走到滨海军区机关送文件，要求务必在天黑前送到。从滨海地委现在的莒南大店到滨海军区机关驻地-现在的江苏赣榆黑林一带，约130多公里。平时我父亲外出都是骑马，这次任务急，负责机关后勤的同志专门找来新买的自行车让我父亲骑，说这个在路上不用喂水也不用喂料赶路快。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父亲就出发了，打算到地委二行署也就是现在的临沭县吃午饭，由于几天前刚下了一场雪路不好走，到临沭时已下午一点多了，食堂里一个人也没有了，看门的老人给倒了杯热水，让他喝口水歇歇，我父亲又累又饿，端着茶杯在食堂里转，看到地上有掉的煎饼渣、饭粒，就捡起来在水杯里濯濯放在嘴里吃，老人看不下去了说：同志，我患"烧心"（胃酸）病，家里刚给我捎点花生让我吃管病的，你吃点惦惦吧。父亲实在是饿极了，抓了把花生摁到嘴里，向老人道了谢，骑上车走了。下午化雪路上全是泥，从临沭到黑林是粘土，粘泥跟着车轱辘往上"爬"，父亲骑一段下来用手扒扒泥再骑用扒，太难走的地方干脆就把自行车放在肩上扛着，晚上八点多终于到达军区机关大院，相关负责同志正焦急的等待着，我父亲在把文件交给他们的同时，连人带车倒在了院子里。等我父亲醒来时，卫生队的医生对我父亲说：你昏睡了二天两夜了，首长都很关心，谢专员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我们都给你检查了，身体什么事也没有，就是累的饿的，休息好了吃点饭就没事了。父亲曾对我说哪天吃的鸡蛋卤子面是真香，到现在还记得。

　　"金砖"

　　从1944年春开始，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统一指挥部署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攻势作战。春季攻势首先在滨海地区拉开序幕，据资料显示，通过春、夏、秋、冬各攻势作战的胜利，滨海区共收复国土3687.5平方公里，解放1500多个村庄，使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1945年初夏，滨海区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于6月下旬对盘踞滨海南部地区郯城的顽军梁钟亭部发起攻击，解放了郯城。根据安排我父亲到郯城取"相关文件"，谢辉还特意对我父亲说，取到材料后可以给一天假，顺道回家看望你母亲。我爷爷在我父亲9岁、三叔5岁时就去逝了，奶奶靠做豆腐卖来养家糊口，含心茹苦把我父亲姐弟4人拉扯成人非常艰难，父亲一直对我奶奶非常孝顺。从郯城取了"相关文件"后他顺道回家，一进家门，我奶奶直直地盯着我父亲的腿，脸色都变了。"娘，我回来了"看到我奶奶身体很好，我父亲很高兴。"是队伍上让你回来的？"，"是的，是首长特意准我回来看您的"，"首长让你回来看我,你怎么还带'货'回来？""娘你知道了？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一进门看着你两腿上的尘土我就知道你带了不少东西"，我父亲这才算明白了我奶奶一脸难看的原因。原来身上带着黄金走路，特别是骑车骑马走的人，黄金放在什么位置，大量尘土就"粘"到什么位置，奶奶看到我父亲后，误认为他干了不该干的事，又急又怕脸都气变了色。我父亲把两腿上的掴腿解开，12块金砖摆在我奶奶面前，奶奶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黄金，急忙去把大门顶上，生怕让人进来看见，一夜没合眼座在屋门口守着，天不亮就催我父亲快点回部队，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再小心。父亲对我奶奶说"娘，队伍上经常让我去取送"这个"，我有经验，你不用担心"。我曾开玩笑般的问父亲：爸您经常一个人取送经费，动过心没有？父亲不以为然地说：首长、组织上能让你去做这个事，就是对你的信任，这可比金子还"贵"，哪还能有半点二心。

　　"勃朗宁"手枪

　　1945年山东省政府成立，黎玉任省长，当年十月份的一天，谢辉专员安排我父亲去黎玉省长处取东西，凡是他安排我父亲去取送的东西，一定都非常重要。我父亲跟我说，黎玉的夫人是谢辉的妹妹，黎玉的夫人非常漂亮，大个子（约1.7米），裹了一双很小的小脚，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们之间既有亲戚关系，更是革命同志。我父亲到黎玉省长办公室取了签批件，走到门口又让他叫住了:滨海行署的工作环境复杂，这把刚缴获的枪捎给你们谢专员，让他防身用。我父亲接过枪一个标准的敬礼：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回来后立刻把文件和手枪缴给首长，转达了黎玉省长的原话。谢辉拿起这支勃朗宁M1910手枪，在手里掂了掂，又举起来瞄了瞄准，自言自语的说：很精致，很上手，好家伙。之后对我父亲说，这把枪放在你哪里保管吧。我父亲接过这支勃朗宁，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每天擦的一尘不染，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是一边跨着"盒子炮"、一边跨着"勃朗宁"。因为这支"勃朗宁"不是编制配枪，不配发子弹，能装7发子弹的弹匣，一般也就装4-5发。每次参加完战役，只要有时间我父亲都会跑到战场上到处给首长的枪找子弹。孟良崮战役时，我父亲在撤离的间隔，就找到了"一盒子"子弹。"勃朗宁"手枪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直想有机会能见到"勃朗宁"的样子，2003年在一次参观一家兵器制造企业产品展厅时，我专门让展厅负责人带着我看到了真的"勃朗宁"。

　　"没能吃上的小米饭"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着已担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处主任的谢辉，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有放电影的，我都会缠着父亲让带着我去看电影，父亲从来不去，他说如果战争跟演电影一样，哪还叫战争吗？每当父亲说起孟良崮战役都显得十分动情，他说哪场战役打得太惊险了、太惨烈了。父亲所在的第八纵队，在攻占万泉山的战斗中，敌我双方打了无数个回合，你围上三层，我再围上三层，子弹像雨点一样，抬不起头来，大我父亲6岁的通讯员陈西祥一直是他的搭挡，在战斗中时不时地提醒我父亲，把头压低，多用石头当掩体。我父亲曾说：老陈比我大有战斗经验，他象老大哥一样关心我，子弹打出去是平的碰到石头就飞，只要打不到头，其它地方受点伤也不要紧。父亲说当战斗结束时，战士们一脸的惊诧，有的嚎啕大哭、有的瘫座在地上，有的在一遍地询间，是我们胜了吗？我们真的胜利了吗？这场战役打得太艰难了，以至于战士们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胜利了。战斗期间战士们大都四五天没吃上一口热饭，战斗结束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在一个晒场上支起了锅，一锅锅用小米和地瓜一起蒸的饭已闻到香味了，好多战士拿着碗等在锅边，这时敌人援军的马蹄声、战马的嘶鸣声越来越近，部队马上撤离的命令已下达，战士们没来得及吃上一口，就紧急撤离了。

　　"五斤水稻种"

　　临沂历史上十年九旱、穷山恶水，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临沂地委带领全区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整山治水运动，大兴水利，大规模治理平原涝洼地。1958年底，临沂地区在华北地区率先实行了稻改。历史上我国水稻种植区域仅在长江以南和东北的小部分区域，华北地区基本无种植水稻的先例。在临沂地区推行水稻种植，仅解决了水源灌溉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管理、技术、种子等配套。当时一大批有志知识青年，包括农业专业的技术人员到沂蒙革命老区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这片红色的热土，为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的推广传播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来临沂的知识青年中，真正系统学习过水稻种植技术还没有，再加上技术设施的落后，对临沂地区与南方、东北水稻产区水稻孕穗期适宜温度、全生育期积温指标，年降水量、降水时间对水稻生育期的影响、年积温，土壤条件、不同纬度不同的日照时数等重要水稻生产技术指标研究不透，致使从1958年推行稻改，无论是南方引种、北方引种结果都不理想，每亩产量多在50-70公斤徘徊，与原产地300-400公斤的产量、米的质量相差甚远。时任地委书记薛亭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方请教，利用会议、出差、考察等机会，认真学习，到处打听。

　　1961年下半年，薛亭书记在一次接等上级来人时，听说河北省农科院（前身为1939年成立的中央农场分场）研究培育的水稻新品种，小区试种成功，亩产达到430多公斤，改变了从南方、东北引来的水稻品种，在当地种植稻穗"瘪子"多、空壳多，产量低、米质差的问题，同时可以实现水稻-小麦二年三季的种植模式，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的种植指数。薛亭书记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使通过各种渠道沟通、争取引进品种，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该品种刚刚试种成功，量少，暂不向外推广。11月份的一天，薛亭书记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很认真地对我父亲说：金贤同志，我们都知道，你过去是谢辉同志的警卫员，他到河北去当副省长了，有个特殊的任务，希望你去争取一下。听到谢辉的名字，我父亲自言自语地说：离开首长这么多年，一直没见着他，不知道他现在身体还好不。薛亭书记接着说，地委研究，络上4斤麦子的煎饼你带上，到河北找谢辉同志要点稻种，能给咱多少算多少，最好能要5斤，只要能办到去多少天都行。根据薛书记的安排，第二天我父亲背着4斤小麦的煎饼，用了三天的时间到了河北省会天津，到达天津汽车站，我父亲给河北省政府办公室打通了电话，告诉接电话的人员说自己是谢辉的警卫员，叫曹金贤，从山东临沂来看望首长的。当正在开会的谢辉看到工作人员传过来的电话记录纸条，马上走出会议室，叫上驾驶员亲自到车站接我父亲，一看到首长，我父亲一头扎进谢辉的怀里，两人泪流满面。夜上谢辉一定让我父亲在他家里住，不让住招待所，两位十多年没见面的上下级彻夜长谈。父亲曾告诉我，战争年代，首长多次说过，只要小曹在身边，他就能休息的好。为了保证首长的休息和绝对安全，除每天站岗放哨的战士外，我父亲每晚都睡在首长的门口，有时就睡在篓子（注：小推车两边的筐）上，头上枕着瓢子（注：葫芦从中间切开，用来瓢水），我问父亲，睡在这上面老往下面滚多难受？我父亲说，给首长值班，就不能"睡实了"。在谢辉家里，我父亲好象又回到了在首长身边的日子，每天早、晚给首长端上的洗漱用品，早上第一个起床，把里里外外环境打扫的干干净净。每天谢辉都让他夫人买这买哪，做好吃的饭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保障都非常紧张，我父亲一直要求自己出去住招待所，不给首长添麻烦，谢辉坚决不让，安排他的夫人孩子或工作人员陪着我父亲到天津的大街小巷"看景"。时间过去四五天了，我父亲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向首长提出要稻种的事，谢辉看出我父亲有心事，晚上吃饭时，谢辉好像漫不经心地说：小曹，你这次来看我请了几天假？不光是来看我的吧？是不是还有什么任务？我父亲噌地站起来回答：报告首长，俺书记让我跟您要5斤农科院培育的哪个新稻种。谢辉哈哈大笑说：好小子，这几天我就看出你有事，琢磨着你可能也是为稻种来的。临沂是我的老家，这事我马上安排，给你20斤。我父亲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首长，明天拿着稻种，我回去一定好好工作。带上20斤稻种，谢辉安排车将我父亲送到济南。

　　我父亲带回稻种后，薛亭书记专门在地委小食堂安排了"接风宴"（父亲说就是在食堂里多打了四份菜），席间，薛亭书记抓出一小把稻种，放在桌上反来复去的看了又看，满情深情地说：如果这次引种真正成功每亩地增加100公斤的话，全区的群众每人一年就能吃上5-6斤大米了，哪样的话金贤你就是临沂人民的功臣了。并一再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好好保存好不能招了虫子或让老鼠嗑了，谁损失了一粒种子就处理谁。

　　由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广大农业技术人员的精心努力，这批稻种引重成功，亩产提高到350-400公斤，米质好，在全区迅速推广。在推行稻改的区域，实行林、田、路统一规划、稻田沟、渠、涵、闸统筹施工，建成了"远看象棋盘、近看是方格田"的全国淮一一个治涝洼战山河大寨式专区。临沂"稻改"的经验在华北地区得到广泛推广，1965年，农业部全国水稻生产现场会在临沂召开。

　　五斤稻种的这件小事，记录了以薛亭书记为代表的历届临沂领导人，为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呕心沥血，夙夜在公、人民至上的为政理念。折射出革命战争年代，象我父亲的首长谢辉、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人以命相托、以命相守的绝对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定信仰、坚定信念的执着。

　　"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临沂地区防地震形势非常紧，当时我父亲任临沂市种子站站长，根据地委要求各单位都要搭建防震棚，站里商量先建12间。购来的砖、木等材料，每天我父亲下班后，都去转转看看是否堆放好，让工作人员把堆好的料洒上石灰水"做上记号"。由于当时正值十年动乱时期，随便借、拿公家的东西是常事，大多没有人去管。有一次我父亲看料时，看到进来已经"方好"的砖少了，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他吱唔着说，是两位局里领导的家属，要砖垒鸡窝、垒台子用，拿的不多。我父亲二话没说就和这位工作人员找到拿砖的人家去了，让他们把砖送回去，其中一家砖已垒鸡窝了，家属出来说话非常难听，我父亲一脚把鸡窝踢倒，直接把砖运了回去。

　　父亲在任水稻试验站站长期间，发动职工在试验区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解决涝洼地的排水，又放养了鱼苗养鱼，周末节假日伙房里捕上几条鱼用来改善职工生活，每年春节由所里组织集中捕捞，作为平均分给每位职工的福利。有位技术员自制捞鱼的工具，时不时的趁着大家午休、晚上没有人时私自捞鱼，父亲听职工反映后非常生气。有天中午大家都在午休，这位技术员又去捞鱼，正巧被我父亲"遇上了"（实际上早就盯着的），当场把他的捞鱼杆给撅了，生气的对这位技术员说，你是知识分子，干这样的事丢人不丢人，以后不能再干了。这位技术员羞的无地自荣，知道我父亲脾气大，心想接下来还不知道会给自己一个怎样的处分，可等了一段时间所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还发现每次伙房里改善伙食自己打的这份鱼，比其它人多不少。原来这是我父亲跟炊事员特别交待的：所里技术人员短缺，#技术员爱吃鱼，以后伙房改善生活时，我那份不要了，多给他打点。

　　后来我毕业后到市农业局工作，听到有人拿我父亲"踢鸡窝"、"撅鱼杆"的事当笑话讲，心里感到很不得劲，就回家问父亲：爸爸，您这样做不是得罪人吗？他说：我就是看不惯占小便宜的人，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这样的人得罪就得罪了。

　　"做人不能计较"

　　我母亲在村里一直担任着义务调解员，谁家争争吵吵、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找我母亲说道说道，谁家遇到事情，母亲都会主动帮忙。每年过节父亲分点香油、蜂蜜等捎回家，平时除我奶奶来能吃点，其它的谁也不能动。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差，小孩感冒咳嗽、起口疮，长东西等土方、草方中，抹、搓、喝等大都用得着香油、蜂蜜，只要是村里人有需要，母亲从不拒绝。有时往外倒时瓶子边上溢下来点，我母亲会用手指抹到我的嘴里，这种香、甜让我开心的不得了。村里抓计划生育，凡是重点户、难点户都会让我母亲带着去做工作，大多只要我母亲去几趟都会主动配合。有一年，一个我们叫大嫂子的户，已经二个女孩了，又偷偷怀了第三胎，找人算着是个男孩，都知道她家工作最难做，村委就让我母亲带人去做工作，去几次她都躲着不见。有天下雨地上打滑她在家里自己摔倒流产，对孕妇精神打击很大，后来她见了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就比着骂，我们出门看见她就跑。有一天她的二女儿病得厉害，憋得喘不出气来，脸都发青了，乡医让用头发占着香油给孩子搓后背，喝蜂蜜香油水，她村东找到村西一滴也没找到，知道我们家里有又不好意思去，急得在街上大哭，我母亲知道后，用两个酒盅倒上蜂蜜、香油，端着给送了过去，她看到我母亲来了，又感激又不好意思"二婶子、我～"。"什么也别说了，快拿回去给孩子治病要紧"。后来我姐气不平的说：过去她天天骂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妈你还给她送过去，也太好心了。母亲不经意的说，做人不能太计较，过去了就过去了。

　　"公家的便宜不能占"

　　在我的印象中，我父亲的医保卡一直锁在他自己房间的三抽屉桌里，家里人谁也不能用。我父亲离休享受特护待遇，他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我母亲每月只有老党员补贴，其它没有任何待遇，患有严重的慢性胃炎、关节炎，天天离不了药，我父亲形容我母亲吃药多说：你妈妈吃的药，比她人还重了。我母亲吃的药有时自己拿钱买，大多是我当医生的姐姐给拿。我父亲从来不让家里人用他的"医疗保健卡"，我姐经常说我父亲，我二个弟弟自己都干个体，他们用你的卡拿点常用药，你就让他们拿点算什么，反正您花多少都可以报销。我父亲要么就当作没有听见，要不就生气地走开，就是不搭理这个事。有一次我姐姐带我母亲去查病，用我父亲的医保卡支付了费用，回来我父亲非常生气，跟我姐姐吵了起来，我父亲说：医保是国家给离休人员的待遇，别人不能用，公家的便宜不能占。我姐姐一边哭一边说：我妈妈参加革命比你还早，也是老革命，为什么不能用？要不是你给挡着不让给我妈办，说不定现在我妈妈的待遇比你还高。一句话说得我父亲不吱声了。原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台相关政策，一批早年参加革命回到农村没有待遇的，只要有证明材料，就能恢复相关待遇。有一天正吃晚饭，我姐姐说现在都在落实政策，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季子玉、和她一起参加工作的陈秀英都还在工作岗位上，我姐姐要给我母亲找一找有关的材料，报到落实政策那里办办试试，我们几个也都认为得找找给办办，我父亲听了气的把桌子一拍说：现在缺你们吃了还是缺你们穿了，你们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话了，我母亲忙站起来打圆场：孩子就是说说，不是也没办吗，还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了。又对着我们说，你爸爸说的也对，我们一辈子没有给组织添麻烦，现在都老了生活好了，就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从现在开始，你们几个谁也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就这样母亲的待遇问题，再也没有谁给她问过。

　　我大哥1975年参军，入伍后表现很好，被选拔到特务连，在一次晚间演习时，从山上摔了下来，伤到了头部，需要长期休养。1977年底，部队派人把大哥送回了家，部队上给莒南县有关部门分别写了信（哪个时间不知道有复印这回事），明确让地方政府给予关心治疗、帮助做好工作安置。治疗二年多后，他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去找相关部门帮助安置工作，他们答复由于人员调动再加上当时的材料因为躲地震来回搬家，找不到了，不能给予安置。让我大哥再到部队去开证明来，当时正值准备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大哥原来所在部门换防，原经历人找不到了，我哥想让我父亲给县里领导说说话，帮他安排工作，可我父亲一直就没给过问。后来只要我大哥喝点酒就埋怨，自己在部队上负伤回来，工作的事只要是父亲打个招呼就能安排，可是父亲就是不管不问，当时连个村干部的孩子转业都能安排工作，自己一直没有个正式职业。在父母的心里，只要是给组织上添麻烦的事，需要打招呼的事，一律不能办。

　　"特殊党费"

　　我结婚后和父母住前后楼，父母给带着孩子做好饭我们回家吃。当时他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们不忍心老人太累，找了个保母帮着想自己带孩子。我父亲把我们叫回家，很认真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妈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干不动了，我们给你们看好孩子，你们没有负担好好为党干点事，这也算是我们两个老共产党员的贡献，孩子的事就不用你们管了。直到女儿上大学，我和人爱从没因孩子的事担误过工作，我们也从不敢懈怠，用心工作，不敢愧对父母。

　　父母一生省吃俭用、粗茶淡饭，因为吃剩饭剩菜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说了多少回。老家村及周边村里人来临沂看病、办事的都愿意找我父母，看病没有钱的他们就给垫上。家里日常的废纸箱等废旧物品，我父亲整理得整整齐齐，不让人直接卖给到家门上收废品的，都是自己推着车子到收购点去卖，因为直接到收购点卖，每斤可以多卖几分钱。看到他推着一大车废旧物品走在大街上，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味，一个是担心他年龄大了不安全，再一个就是觉得没面子。我劝我父亲：以后家里废纸箱什么的，你别自己去推着卖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推着个大车不安全，再就是局里人看着怪难为情的。我父亲不以为然，该出去卖还是出去卖。

　　2004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是父母结婚60周年-钻石婚纪念日，四年前父亲做了胃癌手术，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我们姊妹几个就商量着借机好好给两位老人庆祝庆祝，各人分头准备。我父亲知道后，对我们说：谢谢你们的心意，我跟你妈商量了，我们这个"钻石婚"纪念，你们谁也不用准备，不要去宾馆饭店的花那个钱了，到时候你们都回家来吃顿饭团圆团圆就行了。纪念日这天，全家都到齐了，父亲拿出来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寄来的缴纳特别党费证书：收到曹金贤同志、陈秀梅同志特别党费2000元。对我们说；你们孩子们都孝顺、我和你妈身体都很好，这是托党的福、也是托你们儿女的福，我和你妈相伴了60年，吵吵闹闹60年，也互敬互爱了60年，两个人能一起走过60年不容易，所以我就和你妈商量缴这次特别党费来纪念我们的钻石婚。看到这个情景，我掉泪了。

　　2008年"5.12大地震"，我母亲正生病打吊瓶，看到电视新闻各地都组织捐款捐物，就一再叮嘱我哥用她自己的钱替她捐上款。当时我父亲已经走了，母亲除了每月240元钱的老党员补贴和90元的遗属补助，其它什么待遇也没有。我哥回来我母亲问他给捐了没有？捐了多少？我哥说给你捐了20元，我母亲一听就急了：电视上都说一人拿一个月的工资，你给我捐这么少。我哥解释说，你又没有工资，大街上捐几块的都有，意思到了就行了，我母亲生气的转过身去不再说话了。我出差回来知道这件事后，又以母亲的名誉捐了200元，然后把捐款发票给她看她才高兴，立即起来找钱给我，"妈、我的钱你的钱都一样，你不用管了。""哪可不行，家里电水电话费什么的钱都是你缴的，哪个我就不管了。这个钱你必须得拿着。"我接过了这沉甸甸的200元钱，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今年4月18日，母亲离开我七整年了，至今这200元钱一直放在我床头柜里的小布包里。

　　我的父亲母亲一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用平凡铸就了对党的忠诚、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自己的信仰，他们用一生践行着入党的初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央决定向健在的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如果我有父亲母亲还健在的话，佩戴纪念章的人群中一定有他们。

　　我爱我的父母！我敬仰我的爹娘！

　　（作者 曹首娟 临沂市人大常委、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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