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艺美术的眼光看“国宝”

     提到“国宝级文物”，许多人想到是那些大名鼎鼎的珍贵文物：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千里江山图》、凉州出土的马踏飞燕、而见到唐代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清康熙的鹿角椅、清光绪的周乐元内画鼻烟壶、商晚期嵌绿松石象牙杯这些文物，你可能只会感叹工艺精美绝伦。工艺美术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撰写的这本《给孩子的国宝》便没有收录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宝”，而是描绘了一部精彩至极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遗产图。

　　这座“纸上博物馆”基本囊括了所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工艺美术器物，“国宝”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遗产。书中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辉煌的工艺美术及其名作，除了评点名作外，作者还将这些工艺美术遗产放在社会的大背景里作介绍。这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在孕育出工艺美术及其名作的同时，还决定着它们的风貌。只介绍文物本身当然不够，比文物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人，是制作的工艺，是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程度，是从古至今、从宫廷到百姓审美的流变，文物的诞生环境便是中华历史的发展轨迹。

　　虽然工艺美术作品对人的震撼力不如那些名人名画，往往不被人划归到“艺术品”之列，但作为整体，工艺美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纯艺术。因为在古代信息不畅、交流不便，普通百姓很难有机会欣赏到纯艺术，但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却无法回避工艺美术作品。这些工艺美术品虽不昂贵稀有，却在源源不断地深入、潜移默化地培养着大众的审美意识，这种微小却深远的功效，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

　　书中最常见到的一个词是“适用”，笔者理解为“实用”之意。如果评价工艺美术品的艺术价值，造型和装饰不妨碍使用是基本的尺度，有助于使用才是更高的标准。工艺美术创作就像戴着镣铐的舞蹈，适用束缚了庸人，也玉成了巧匠。巧匠的姓名虽然大多失传，但无数作品都是其智慧和才华的丰碑。汉代的釭灯、唐代的香囊等都是融汇美观与适用的楷模。

　　乾隆喜爱的宫廷漆雕作品剔彩博古图小柜，作者便发现其工艺与适用的冲突，从而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制作工艺的兴盛并没有带来艺术的繁荣，因为形状妄求奇异，图案极力繁满，如这个剔彩柜，表面装饰不仅高低起伏，连抽屉内面也有镂空装饰， 容易积尘土，清洁不便，并不适用。

　　《给孩子的国宝》在描述“国宝”时另一个常用的词是“材料”。书中按工艺美术所用材料分为6大门类，包括：织绣、陶瓷、金属、玉石、漆木以及其他，“其他”包含了竹刻、玻璃、牙雕、犀牛角雕等。

　　“珐琅异彩”一节便是在金属一章中，因从材料是工艺美术分类的依据，而从材料看，珐琅器物的胎体基本都是金属的，如铜和金银，珐琅是指器物表面的装饰。而在讲解珐琅发展史时，除了介绍珐琅的工艺技法、制作工序外，更主要分析其外观背后的文化内涵。因珐琅是元代后期从西域传入中国，其在明朝宣德、景泰年间为宫廷御用生产（著名的景泰蓝指的便是掐丝珐琅），其“艺术惯性”延续了西方风格，“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总体趋向于古雅平和，而掐丝珐琅的艺术效果却偏于热烈繁腻”一句点出此类工艺品与中国工艺美术中传统的含蓄内敛之美的特异之处。

　　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并没有一味吹捧“国宝”，而是从美术鉴赏角度一针见血指出了某些“国宝”的失当之处。如玉石一章写到明代万历年间的“金托玉爵”，明代玉器的特点是常常镶嵌大量珠宝和黄金，晚期风格更加奢华。万历晚年沉迷酒色，这件酒器“金托上毫无美感地镶嵌上红蓝宝石26块”，作者看来，虽然宝石高贵，但玉器材质之美却被大大贬损。从而可以明白材料与艺术水平之间的关系：两者若是运用得当，可以提升艺术水平，若失当，就要招致艺术的衰颓。

　　如今关于古代美术、国宝、文物的出版物不少，然而水平参差不齐。尚刚沉淀四十余年，在业内以考据严谨、观点平和而著称，这部作品从材料、时间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工艺美术遗产，串联起传统中国科技工艺的发展、社会政治的更迭、文化审美的变迁。

　　转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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