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历经15年编纂，2021年1月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正式面世，这是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首次完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此举推动了流散海外的文献宝藏以出版的方式得以回归，填补了近百年来学界没有敦煌藏文全文校录版的空白，其史料价值、学术影响和社会意义不可估量。
文献主编、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才让教授介绍，敦煌藏文文献记载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重构了中世纪汉藏民族文化融合的美好前景，实证吐蕃王朝时期与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双向交流和学习，见证了西域古代各民族和内地之间和谐融洽的文化交流历史事实，对强化藏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大意义，对“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具有历史启示意义，同时对我国边疆治理和稳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No.1 回溯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史 出版正逢其时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大约七万件文献写本和艺术品，其中有4世纪至10世纪的汉文写本、8世纪至10世纪的藏文写本，以及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文献。藏文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位居第二。
但接下来的10年里，敦煌藏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被法国人伯希和与英国人斯坦因分别带往法国、英国。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里，以极快的速度翻阅各种写本，挑选他认为是重要的文献。关于藏文文献，伯希和曾说：“藏文卷子在藏经洞中出现得比婆罗米文或回鹘文卷子要多得多。我把他们全部放在一边，一共近500公斤的写本，可以上溯到藏传佛教的前四个世纪。”
在短暂的接触中，伯希和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文献的稀有性和重要性。而作为一名东方学家，伯希和眼光独到，所挑选的文书种类多、内容杂、涉及面广，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敦煌藏文文献自发现以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一致认为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敦煌藏文文献的抄写年代大致在公元8世纪末到10世纪之间，就藏族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言，属于吐蕃王朝末期至分裂时期的初期。敦煌藏文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文献的种类有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事文书、法律条文、占卜、传说故事、苯教仪轨、文学著作、翻译著作、书信等，涉及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成为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如果没有敦煌文献的发现，吐蕃王朝的历史及其文化，将是一个难解之谜。
敦煌藏文文献是已知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自发现以来，颇受国际藏学、敦煌学学界之重视。直至今日，相关研究成果还在不断问世，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藏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借助研究的便利，欧洲和日本学者率先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法国巴考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拉露的《七至九世纪的汉藏关系》，法国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英国托马斯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和《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日本今枝由郎的《关于西藏宗教会议的敦煌藏文文书》和武内绍人的《中亚古藏文契约》等等，著述了中世纪中亚吐蕃及其邻邦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No.2 夯实中国敦煌学研究基础 填补学界空白
上世纪70年代，藏学研究大家王尧先生随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从法国带回一部分敦煌藏文写卷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主要是从法国学者巴考等著《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中选取，主要记录了吐蕃时期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内容。这些资料成为我国敦煌藏文研究的首批文献。
▲ 《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
2004年，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准备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2005年初得到两国图书馆的响应，并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北京）期间，和两国图书馆负责人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分别签署了合作编纂出版的意向书以及实施细则。2005年4月26日，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了合作编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协议，由西北民族大学负责文献编纂，并提供出版经费。2006年学校成立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专门从事对流失海外的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聘请王尧、陈践、柴剑虹、荣新江、沈卫荣、府宪展等国内知名的专家为兼职教授，并整合校内的科研力量，组建了以束锡红教授、才让教授、嘎藏陀美教授、扎西当知博士、张秀清博士等为主的研究队伍。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从2006年出版第1册起，至2021年完成全部出版，共计35册。收录有3174个文献编号、2.8万余幅高清图版，囊括法藏全部敦煌藏文文献。比起以往海内外出版的敦煌藏文文献选辑，此次出版，呈现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之全貌。在文献的编目定名方面，参考法国、中国学者编目的基础上，对未认定的无题名的佛教文献，经与相关传世文献的比对，重新确定名称，在文献的定名方面有重大突破，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所有编目以汉藏两种文字呈现，方便学人查阅。
将全部法藏、英藏敦煌文献研究、整理、出版，是我国几代学人梦寐以求的文化工程。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流失海外已经100多年，其内容丰富，包罗面广，如此重要的文献材料的整理出版，填补了100年来敦煌文献整理出版中的重大空白，在敦煌文献出版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声望。
对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学术界一片赞扬之声。2006年在兰州举行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第一册发布会上，王尧教授认为这项成果“怎么评价都不为高”，敦煌学家今枝由郎说“这对藏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沈卫荣言“其出版惠及学界，功在千秋”。
No.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弘扬民族文化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面出版，给学术界带来许多新的资料，有助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专家依赖外国图书馆、追随外国研究者的被动局面，对繁荣我国的敦煌学、历史学、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改变我国在敦煌藏文研究方面的落后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在我国掀起了研究的小高潮，仅西北民族大学近年承担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方面的社科基金项目就有20多项。通过不断挖掘敦煌文献资料和深入解读，在古代西藏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而敦煌藏文文献正是研究唐代西藏与内地间文化交流的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我国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敦煌藏文文献，充分证明了唐代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生动反映了藏汉“甥舅之谊”和文化上的血脉联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编辑室原主任、敦煌学者府宪展表示：“民族古文献的保护、研究、出版，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历来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流失海外3000多件敦煌藏文文献重光于世，重构了汉藏民族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无疑具有追根溯源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史上足以彪炳千秋的盛举，不仅对我国学术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还对中华文化认同产生深远的亲和力。”
据了解，2021年内《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也将完成全部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整理、保护古代文献的同时，敦煌学研究领域将更加深入地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人文精神，以新的视角加以阐发、提炼和总结，为“一带一路”助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正能量，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支持。（李琤）
2021年2月1日《中国文化报》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数字化回归”敦煌文化属于中国》
转自：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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