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滋养的文化自信日益凸显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成果的涌现、考古手段的革新进步、考古知识的广泛普及，考古不再是生僻冷门的领域，已然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一连串自带强大流量的话题，更将其推上“顶流”之巅。

　　▲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后室玉衣片出土情况

　　▲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带具、马具

　　近日，经过激烈角逐，一年一度的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期揭晓。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入选。

　　从此前的三星堆持续“霸屏”到如今十大新发现再掀“全民考古”热，考古频频火爆“出圈”，走向大众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不禁让人重新思索与审视考古与公众、与社会的关系。

　　考古和社会发展有何联系？如今，我们的心中有了更丰富的答案：有人说，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挖掘出来、舒展开来进行窥探；有人说，一个个考古发现，能为国家和民族历史提供例证，为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源泉，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载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亮丽品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关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文中其实已给出了准确答案：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新物证——夯实文化自信

　　在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多项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新的物证参考。正是它们，为中国海洋文化探源提供实物印证、填补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印证中华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

　　我们从哪里来？史前文明是何风貌？此次入选的招果洞遗址给出了答案。

　　作为此次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历史最悠久的遗址，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该遗址共发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其中，在该遗址距今早于1.2万年地层中发现的1件通体磨光石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该遗址发现的51个火塘，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

　　专家表示，该遗址更新世晚期墓葬和陪葬品的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丧葬观念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材料。招果洞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为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何时？起源又在何方？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驱散历史的迷雾。

　　▲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

　　据悉，该遗址出土400多件陶器、石器、骨器、贝器等，以及各类贝壳等动植物遗存，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范例，为今后探索发现中国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遗址指明了方向，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井头山遗址还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聚落遗迹遗物，包括人工利用后废弃的大量动植物遗存、矿物遗存等，“这些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河姆渡文化年代上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说。

　　“考古工作是夯实文化自信的坚实堡垒。” 该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孙国平认为，中国是拥有1.8万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研究海洋文化也是中国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相对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内陆考古，沿海考古发掘内容还不够充分。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孙国平说。

　　力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发展格局——凸显“中国气派”

　　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最东的位于大海之滨，最西的处于青藏高原，时间跨度、遗址类型涵盖广泛。尤其是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

　　此次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3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再次实证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地。专家表示，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其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该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该项目负责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绍，遗址发现了3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坦言。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则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专家指出，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

　　中华文明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有何考古实证？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给出了回答。

　　▲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出土的鼓吹依仗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应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其整体形制、布局、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专家普遍认为，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银质鎏金面饰

　　此外，此次考古十大新发现再次刷新了学术界对于边疆地区民族文化交融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再如，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文物呈现出多种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科技引领考古迈向新未来——尽展“中国风格”

　　此前，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就曾引发公众对于1986年与2020年两次发掘技术与手段的比较。曾经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年代已过去，建于遗址之上的考古实验室、多功能集成发掘平台等先进设备及技术日益普及。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是一场场多学科交叉、多种科技手段“加持”并用的“综合考古”。

　　招果洞遗址堆积厚约8米，对其环境的考古工作，考古专家采用了地层沉积物代用指标和石笋古环境代用指标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系国内首次。目前已经获得其中几根石笋的精确年代模型。对石笋进行显微观察发现，石笋纹层内含有许多木炭碎屑，与文化层堆积中的用火强度高度耦合，推测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纪录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

　　同时，考古专家对出土遗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换言之，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其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在评选中，专家给出评价：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学术目标明确，多学科深度融合，整合了包括洞穴沉积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年代学等学科，考古科研院所与高校强强联合，是区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范例。

　　井头山遗址距现在的地表有5米至10米，而且被海相沉积覆盖，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考古学家先建造了一个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结构基坑，将发掘范围框定加固。整个过程充满难点，如不能采用大型机械施工，以免破坏考古现场；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为它们具有腐蚀性。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大大超出考古学家当初的设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花费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钢结构基坑的施工。

　　“这是我国首次因地制宜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多位专家表示，井头山遗址的发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在地下深埋藏、高水位环境下的高难度、极细致的发掘工作，也为我们今后寻找挖掘同类型遗址提供了有效实验场所。

　　“很多人说，科技为中国考古插上了翅膀。用我的话说，是为考古学家配置了望远镜和显微镜。”王巍笑言。此次十大新发现的一项项成果显示，今天的考古学家已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大大提升了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更是题中之义。“在发掘过程与后续研究阶段，普遍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表示，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

　　“全民考古”热持续发酵——提升社会文明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至今已走过了31年。这31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不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术上取得了进步，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次向公众报告。

　　正是考古学与直播的携手联袂促成了如今新一轮的大热趋势。例如，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开棺过程；今年3月央视直播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通过一场场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现于世。这种现场感与历史感的交错，给予每位观众如临其境般的观感，满足着大家探秘、解密的好奇心。

　　考古专家普遍认为，眼下，考古频频“出圈”，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我们探究文明的起源，更要观照当下的文明。”正如一位考古专家所言，“全民考古”热促使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考古工作者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学科发展的逻辑，用唯物史观来总结和认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内涵，认识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认真学习、系统思考考古学的成就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祖先创造的5000多年的辉煌文明，每一个考古发现都会促进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和文化自信心的增强。”正如王巍总结，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优秀的价值观念沉淀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今天不断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动力。许多发明创造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其他途径为世界其他文明所接受、所吸收，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已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也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砥砺前行、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薛帅）

　　2021年4月22日《中国文化报》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考古滋养的文化自信日益凸显》

　　转自：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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