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量的高低本质上不是由钢铁生产方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到目前为止，我国钢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整体表现无可厚非。
■推行超低排放是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的必要举措，局部地区的阶段性限产也是当前发展阶段不得已的保护性措施。在不得已限产过程中，对不同环保水平的企业实施 “差别化管理”至关重要，监管机制一定要鼓励创新者，保护先进生产力。
“何文波书记的三个金句，我记在心里了。一是不仅关心钢铁产能是否过剩，还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二是社会激励机制一定要导向环保水平先进企业；三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谁是英雄。”日前，2019（第十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何文波致辞后，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做出上述表示。
何文波指出： “今年以来，随着需求的增长，我国钢铁产量同步以较大幅度增加，成为业内外以至国内外经常讨论的较为负面的话题，影响公众认知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何文波与参会者分享了他两个观点：第一，钢铁产量的高低本质上不是由钢铁生产方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第二，钢铁产能利用率高低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排放水平高低才是环境和生态问题。
钢铁业的整体表现无可厚非
针对 “钢铁产量的高低本质上不是由钢铁生产方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观点，何文波认为， “今年前5个月，我国钢铁行业粗钢生产增加了10.2%，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钢铁业自身也显得很紧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钢铁企业为了满足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建设需求而增加生产，变成了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5个月，我国钢铁增产了3744万吨，增量的98%都用于满足国内钢铁消费需求，其中2/3是满足建设领域的需求增量。
“当前的现实是，我国基本建设的持续投入带来了钢铁需求的持续增长，而我国钢铁业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生产建设对钢铁材料的供给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钢铁产量的高增长，目前的基本建设规模是无法实现的，除非大量增加钢材进口。从这个意义上看，到目前为止，我国钢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整体表现无可厚非。”何文波表示。
何文波认为， “目前，问题不是没有，但需要关注的不是生产总量增加的数量和比例，而是增产的结构。”今年前5个月，我国钢铁产量增量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应引起关注：即前5个月，我国钢铁生产增速为10.2%，但占全国钢铁生产总量近80%的钢协会员企业的增幅为6.2%，而非会员企业的增幅为23%，这些企业的生产增量占了总增量的54%。 “这部分增长的清洁程度是值得调查的，因为涉及到了政府的公正监管和行业如何自律的课题。”何文波认为。
“我们关心的不仅是产能是否过剩，当前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何文波强调，在钢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让实现了超低排放标准的生产企业充分发挥，同时限制排放较高的产能才是降低环境影响的正确做法。
激励机制要导向环保水平先进企业
关于 “钢铁产能利用率高低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排放水平高低才是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观点，何文波指出， “从当期来看，我国钢铁产能多了可以停下来，停下来就没有排放了，只要有需求就必须生产，需求多少就要生产多少。但谁在生产，就不仅仅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与政府的公正监管直接相关，因此社会的激励机制一定要导向那些环保水平先进的企业。从长期来看，相信市场的力量一定会解决产能与需求的匹配问题，也就是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多余的产能终究会被市场所淘汰。”
何文波表示，推行超低排放是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的必要举措，局部地区的阶段性限产也是当前发展阶段不得已的保护性措施。在不得已限产过程中，对不同环保水平的企业实施 “差别化管理”至关重要，监管机制一定要鼓励创新者，保护先进生产力。
“钢铁业是蓝天保卫战的主战场。”何文波进一步表示， “打赢蓝天保卫战，下令限产很容易，但清洁生产要投入、要创造、要坚持不懈甚至要忍辱负重，社会上下未必都理解。”
何文波指出，据一些环保投入较大的钢铁企业反映，为了实现超低排放，企业环保运行成本已经达到了每吨260元到270元的水平。按照这个水平计算，全国一年生产9亿吨到10亿吨钢铁，所支付的环保成本可能会接近我国西部一个省的GDP。
何文波说， “那些为实现绿色生产、超低排放而持续投入，不断创造、积极开发和运用环保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全社会在享受钢铁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同时，应该感谢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报记者 孟凡君）
转自：中国工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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