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调鼓吹“美国优先”开始，特朗普总统一直“讨伐”其他主要经济体带给美国高额贸易逆差，高扬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可是，去年7月，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却在《华尔街日报》倒打一耙，认为相比美国，反倒是中国及欧盟在建立高昂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罗斯态度强硬地表示，特朗普政府已释放出清晰的信号：是时候对那些会让美国工人和企业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平衡贸易政策了。
于是，“贸易战”成为目前世界经济贸易复苏中的一片“阴云”。梳理一下，借助美国国内贸易法律的规则，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部门已经发起了五花八门的调查措施——涉及多个国家多个产品大量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针对中国知识产权的“301调查”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针对光伏面板和洗衣机的全球保障措施（“201调查”），以“国家安全”为由发起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232调查……
其实，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大棒并不只是朝向中国挥舞。2月16日，美方公布232调查拟采取高额关税和配额等限制性措施后，除了中国商务部表示“如果美方最终的决定影响中国利益，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之外，欧盟发言人称，“一旦出口受到美国任何限制措施的影响，就会迅速地恰当回应。”另外，韩国政府已经把美国对光伏产品和洗衣机采取的全球保障措施、对韩国钢铁产品和变压器的反倾销调查等提交WTO争端解决程序。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可能的“反制”乃至“报复措施”恐怕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首先遇到的“障碍”。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开打“贸易战”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国内。
首先是美国国内立法的“双刃剑”作用。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考虑启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根据该法案，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可对行政命令中列名的国家采取经济制裁行动，包括来自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的限制性措施，核心是采取与该国对美国限制性措施对等的反限制措施。例如若中国名列其中，中国投资者如果要收购美国的一家银行，则最多只能收购49%的股权，原因是中国对外商投资银行业有此限制。
问题是，该法案自颁行以来，尽管“国家紧急状态”标准宽松，但是这种基于经济贸易因素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因此，全力推进该措施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工作被迫搁浅，处于停滞状态。
其次，来自美国国内对发动“贸易战”的反对意见。一方面是美国行政当局内部对《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的实施有不同的意见，担心这将对股市以及美国在华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这一点完全符合物理学上“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一定律。另一方面，被波及美国公司可能会提出的法律挑战也让美国政府感到担忧。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除了立法机关的监督，总统的行政权力是受到司法权力制约的。施行上述法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更多的产业和企业。这些产业和企业不会坐视总统的“恣意妄为”，自然会借助司法手段对总统的决定提出质疑和诉讼，这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某种意义上比来自经贸伙伴的反制措施或报复措施“杀伤力”更大。毕竟，2018年美国进入中期选举阶段，共和党还在渴望保持多数党地位。
最后，实施贸易战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刺激策略“南辕北辙”。减税、基建计划、财政宽松政策等特朗普的“得意之作”，意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实现更好的贸易目标。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采用该法案而发动“贸易战”，那么财政刺激政策产生的更多需求如何得以满足？在过去一轮全球经济复苏中，美国的进口增长速度只是国内需求增长速度的1/4。随着未来政策落地，除了增加更多的财政赤字之外，为了满足国内需求的增长则必须借助于大量进口，而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制或报复措施又会对美国的进口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特朗普总统在决定是否发动“贸易战”上只会更加感觉“如履薄冰”！（特约评论员 荣民）
转自：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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